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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化世象·中国文化·世界回声

     采访与整理:周飞亚

    ①白睿文:“中国的眼界比我们更开阔”

    ■ 来源:《人民日报》2013-12-23

    与中国结缘,在偶然中带着必然。18岁的时候,我迷上了阅读。书籍读得越多,却越感觉自己眼界狭窄,我被书中那些充满新奇感的世界所吸引,强烈地渴望去亲身体验异域文化。在这些世界当中,有着古老文化传统、众多民族文化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进入大学后不久,我选择了留学南京,开始走进中国这片陌生之地,也开始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中美文化传播的媒介。

    然而,努力构架起交流的桥梁,却感觉到交流的失衡。仿佛一条双向车道,一边车流滚滚,一边空荡冷清。

    我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误解、偏见,而是根本不了解。但中国并非特例,美国人几乎对整个世界都缺乏好奇心。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眼界比我们更开阔,尤其中国青年,他们的视野十分开阔,对世界更加了解。对比之下,同胞视野的闭塞,常常让我深感遗憾。在如今美国经济形势下滑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更多地了解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才能摆脱困境、不断发展。

    即使在充满知识精英的大学,闭塞带来的文化失衡也同样严重。在北京的校园随便抓几个本科生问海明威是谁,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回答;但是如果你到美国任何一所大学找一个本科生问鲁迅是谁、莫言是谁,大部分学生都无法回答。

    这并非是针对中国的漠视,而与美国不重视翻译作品的图书文化有关。以小说为例,每年出版的作品中,译作只占3%,这里面中国的作品少之又少。出版公司也不太愿意把译者的名字放在书面上,好像“译者”这两个字是书市的毒药。书商认定美国人对外来的作品不感兴趣,就不去做宣传,书的销量就更差,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更加阻塞了美国人了解外界的途径。

    相比之下,中国对译作就有着包容与开放的态度,甚至可以说相当重视,让我很羡慕。文学翻译是一件苦差事,报酬也不多,多是幕后工作,不被人们注意。因此,很多汉学家难以全心投入。但我对翻译有一种刻入骨子里的热爱,在其中找到了很多乐趣:在东方神秘语境、古老中国文化中的穿梭,仿佛一次又一次冒险,往回搬运在外界发现的奇珍异宝。一本好书,常常会让我产生一股非翻译不可的冲动。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在持续升温,但主要还集中在政治经济上,对文学的重视还不够。而出版商为了图方便,当他们想要出版中国题材的作品时,仍然更倾向于找会英文的作者来写。如此一来,即使不说误解,至少可以说容易使读者对中国的理解比较单一化。跨文化的沟通,本就意味着需要多元的视角。

    另外,电子影像时代的来临,也进一步挤压了翻译文学的生存空间。在文化交流中,影音作品因其直观醒目,有其传播的天然优势。近几年,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电影研究方面,也做过不少电影字幕翻译。不过,我认为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是影像资料不能替代的,电影和文学就像铁路的两条轨道,都不能缺少。

    这些年,我与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多:翻译余华、王安忆这些一流作家的小说,为昆曲演出团体、电影导演和演员做口译,甚至在《新京报》上开辟了专栏……在我的印象中,中国这20多年以来最大的特色就是变化,一直不断地在变化。变化发生得太迅速了,仿佛中国与世界用的不是同一套时钟。天上只一日,沧海已桑田。这种变化,既体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上;既丰富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又使人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变得更加多元。

    我希望能有幸经由自己,将这个丰富的中国尽可能准确地展现给美国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正如我在课堂上常常对学生做出的劝导:美国的年轻一代应该有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心态,多多向中国青年学习,去体验不一样的文化与生活。

    (作者白睿文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

     

    ②吉莱:“了解中国,从‘丝绸之路’开始”

    ■ 来源:《人民日报》2014-01-09

    我从小就对中国感兴趣,中国的一切在我心中都充满了神秘色彩,比如花纹一般的甲骨文。我甚至自己发明了一套类似甲骨文的密码符号,用来记录一些小秘密。我还读过中国童话故事《神笔马良》,觉得很有意思,心中更增添了对中国的向往。这些向往在高考的时候开花结果,使我做出了学习汉语的决定。尽管土耳其的高考竞争非常激烈,但我还是选择了在当时还不热门的汉语专业。

    在学生时代,我曾勤工助学,为中国游客当导游。中国游客普遍热情开朗、善解人意,能够入乡随俗,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目前,土耳其还不是中国游客的热门选择,每年入境约3000万游客,大概只有十几万中国人。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选择到土耳其旅行,了解土耳其,同时也能让土耳其人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

    在土耳其,“汉语热”主要源自经济的驱动。中国是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学好汉语就有机会进入一些大公司,或者用于经商。因此,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是,由于大学教授的收入还不高,愿意进入大学做研究的人也不多,导致土耳其的中国文化研究方面还很弱。

    虽然目前的中土交流主要以经济层面为主,但我认为,经济中同样包含着文化。中土两国渊源深厚,伊斯坦布尔曾是“丝绸之路”的终点,是“丝绸之路”将双方连在了一起。在贸易中传播文化的传统,古已有之,当年通过贸易传入的丝绸、瓷器等生活用品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当地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曾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他指出,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如今,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会加强经济互联,也必将加强民心相通。

    的确如此。我看到,贸易已经再次重塑了土耳其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人们只能买到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价格相对昂贵,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中国制造”在土耳其深入人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使土耳其人认识到中国人勤劳、聪明的民族特质。

    随着交流的持续与深入,中国文化必将更多地进入土耳其人的视野。在我看来,两国文化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价值观、家庭观上,都很注重“仁”和“孝”。另外,中国文化极具包容性,因而呈现出多样化,这也是土耳其文化的特征之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我看到了很多古建筑遗迹、器物,展示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个宗教融为一体的文化景观。这些宗教通常具有排他性,在世界其他地方难以共存甚至引发战争,而在这里却能完全交融,这种包容性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特殊的地理位置、被不同民族统治的历史,使不同宗教、多样文化并存共处的情况在土耳其也较为常见。这些相似之处,降低了两国交流的障碍,使人民更易亲近。

    2012年在土耳其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就是中土文化交流的一个很棒的开端。这个活动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包含了对中国音乐、书画、民俗等的展示,反响非常热烈。有近三十万人参加了活动,对于一个只有7000多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这三十万人中,也许会有不少孩子迷上中国文化,活动在他们心中播下兴趣的种子,将来必定会有所收获。

    当然,仅凭这样的展示活动,深度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文学作品的译介,才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影视作品也大有发挥的空间。土耳其的电影票房大部分还是来自本国电影,好莱坞大片并没有太大的市场优势,这意味着土耳其人偏好本土口味。而与土耳其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及诸多相通之处的中国文化,将更容易被我们所了解和接受。

    (作者吉莱系土耳其安卡拉德兹大学副教授)

     

    ③黄靖:“汉学”亟需现代化

    ■ 来源:《人民日报》2014-01-23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就广义而言,汉学不应该仅仅是对中国文字、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华文明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实体形式延续下来的文明,因此,汉学是中国文化中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以及文明进程的载体。只有在广义定位的基础上,汉学才能真正发扬光大。从历史发展的大视觉看,作为汉学基础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面临巨大挑战。时至今日,中华民族虽已重新屹立于现代世界,但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却并未消除,实际上变得更加严峻。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存亡危机。这种危亡并不仅仅指疆土的沦陷,更意味着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消亡。此前,尽管中原大地屡遭外族入侵,但入侵者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华民族所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其根本原因,是基于农耕经济之上的中华文明,比入侵者的文化更为先进。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充实。这是一个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国文化“主动”融合其他文化的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逆转了中华文明的“主动”融合进程。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文化面临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更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这一次,侵入中国的“外族”不但不会融入中华民族,反而以其工业化的强势,在精神和文化上“西化”中国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危亡。为了救亡,中国人不得不从西方先进文化中寻求指导,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被动”融合过程。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赶走列强,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但是,激烈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由其推动的革命运动,阻断了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进程。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够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继续“被动”融合,不断地学习和汲取西方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发展模式以至组织方式,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毕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引领中国以“革命” 的形式启动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转变。在这一激烈、快速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化发展严重滞后,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像西方文化那样去经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蜕变过程。因此,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仍然滞留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这是“汉学”研究日益趋窄的根本原因。

    发展到今天,“汉学”甚至被从“中国研究”中切割出来,成为在象牙塔中专门研究语言文字、文学戏曲等“传统文化”的“窄”学。汉学研究支离破碎,学者们基本上各自为战,鲜有协调与合作。“汉学家”一词在学术界成为专指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的学者,而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则不属于这一范畴。一些西方学者或者致力于汉学的人,也有意无意地想把汉学变成一种博物馆文化,使其成为停滞于农耕经济中依然“之乎者也”的孔孟之道。这就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越来越强大,“汉学”研究却越来越狭隘,“汉学家”的圈子越来越小。今天,国外许多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并不精通中文,也不认为自己有必要系统地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因为对他们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从思想理论到教学研究,所使用的都是从西方文化搬来的话语体系。“汉学”(Sinology) 和 “中国学”(China Study) 之间语境和词汇的区隔,显示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断裂。

    必须将今天“汉学”的研究和交流引领到新的历史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快速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国。“中国模式”的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希望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即便是对中国持有疑惑甚至是“敌意”的人,也越来越认识到很难用西方的理论来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发展,很难用西方的话语来恰当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的迅速发展,使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碰撞中,出现了从“被动”融合再次转向“主动” 融合的趋势,开始拥有了主动性。然而,与历史上汉唐等盛世不同的是,文化的建设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丰富的底蕴仍然基于农耕文明之上,因而与今天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话语体系十分薄弱。今天的“汉学”,从概念、语境以至教学研究,仍然停留在农耕经济为基础的语境之中。这不仅在客观上阻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也使中国在对外讲解 “中国故事”时陷入语言困境。

    因此,推动汉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进程刻不容缓。文化从来就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是在既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不断充实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表达其文明的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只有通过文化现代化,中国才能发展建立起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话语体系,从而真正地用自己的话语讲解自己的故事,诠释自己的价值和理念。只有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模式”才有自己的价值支撑;中国梦才有原生的文化底蕴;民族复兴才有稳固的、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基础。

    目前,中国在各国举办了多种促进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些活动有两个普遍性问题。一是大多由政府推动。所谓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既定社会的整体文明,因此文化活动应该是社会导向的,需要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二是还停留在文体娱乐的浅表层次。汉学还没有现代化,因而很难产生真正能够震撼心灵、获得认同的文化产品。

    上述问题所反映的,实际上是重大的战略发展问题。中国在物质上步入现代化社会越成功、时间越长,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化上的建设就越是急迫。如果文化现代化长期缺位,终将被其他先进文化所同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有长远的战略统筹,切忌急功近利。政府应该把握大方向,以“务虚”的姿态加以引导,直接的推动或太过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有时会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要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升到战略层面来推动。只有经历自己的文化现代化,民族复兴才有扎实的文明基础,才能具有真正的软实力。这是我的期望,也应该是所有中国文化学者的共同责任。

    (作者黄靖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④阿 来:加强交流才能走得更远

    ■ 来源:《人民日报》2014-02-06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记得20多年前,我们的作品只是作为西方学术研究的对象,印数不过一两千册,到如今,在国外已经完全是市场化运作了。在我看来,我们要迈出的下一大步,就是在市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从我个人的作品来说,这个成绩还算不坏。我最早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海外已经有十七八个译本了,其中约2/3都是从中文直译的。其中在德国和美国推广的程度最高,往往在首印之后还会有加印。欧洲人有开车时听小说的传统,因此《尘埃落定》还曾经出版过8000套CD,这件事情也让我感到中国文学在当地确实有了一定的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流行度。

    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宣传推广就十分重要。以前我们往往更重视翻译,认为一本书能在国外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取决于翻译的水平,但光有好的翻译还不够。在国外,大多数读者对我们很陌生,他们对作品的判断与兴趣,都源自宣传。我没有经纪人,因此,译者的经纪人也会成为我的经纪人。在一些国家,有的译者虽然翻译得很好,但宣传运作不够,小说的知名度就不高。

    我作品中的藏族文化背景,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也使外国读者更难读懂。再加上西藏问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不少西方人对于藏族都有着歪曲的想象。于是,在国外的读者交流会上,经常遭遇一些所谓“搞政治”的人的非难。其实不仅是藏族题材,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在不少偏激分子看来,凡是中国的体制内作家,书中内容都有政治宣传的图谋,他们不把中国文学当作文学。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是有不少真正的文学读者。他们大多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即使遇到一些误解,但是听到我的解释之后,往往能够马上接受并修正原来的观点。一般来说,小规模的、作家私人受邀的交流活动,几乎都是这样的文学读者,比如国外大学举行的学术交流或出版商策划的宣传活动。而大型的活动和政府组织的活动,参加者的目的则不那么纯粹。

    遗憾的是,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的还只是少部分,其余作家很少有机会受邀参加私人性质的交流活动。因此,我认为,想让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走得更远,对翻译项目的资助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支持作家主动加强与外国作家、学者及出版界的联系。

    对外交流,也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不足。不少西方经验,或可借鉴。

    在国外,图书上架前往往有长达几个月的预热期。书评是宣传中的重要环节。出版商会把样书寄给专门的评论家,评论家则从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来阅读并撰写书评。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的评论家是一个独立的职业,不像国内搞评论的往往是学者或教授。另外,评论家与作家往往互不熟识、并无私交,评论起来也更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不留情面;而在国内,双方却保持着一种“甜蜜”的关系,使评论中的褒扬远多于批评,缺乏力度。这样的文学批评,显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另一个明显差距,在于整体的文化氛围。在大多数国家,各个城市的文化氛围都比较浓厚,即使小城镇也有相当的底蕴与视野。我曾去过瑞士的一个小城,只有8000人,却敢召开国际文学大会,每年邀请一个国家的作家前往。当地仅有一间旅馆,床位有限,以至于部分参会者只能住在居民家中。相比之下,国内各城市之间文化氛围的差距非常大,只有几个一线城市才能经常见到此类活动。甚至我感觉即使一线城市之间都有差距,文化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北京等地,发展太不平衡。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中国文学一定能发展更好、走得更远。

    (作者阿来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⑤马克·哈力森:求同存异 以“同”为先

    ■ 来源:《人民日报》2014-02-20

    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这个词就风靡全球了,而衡量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指本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和传播程度。不过,这个词偏向于强调文化的政治性意义,我却更注重文化中包含的生命体验的特性。这种体验是非常多样化的,因此,对外传播的文化也需要更加多样化,以适合各类受众的不同口味。

    举例来说,莫言的小说固然更能代表中国的乡土文化,但外国读者不一定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普通民众。毕竟,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并不是抱着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特意挑选作品去阅读,而是在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我认为除了莫言这样的主流作家的文学作品以外,中国也应该大力推出一些更通俗、更大众的作品,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兴趣。这其中,类型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类型文学有一个全球通行的模式,外国读者对此十分熟悉、更易接受,这无形中降低了文化传播的门槛。同时作为中国的类型文学作品,其中必然包含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因素,往往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另外,类型文学还有一个好处。对于中国主流作家的作品,部分西方读者可能会抱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成见或怀疑,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无法回避的问题。类型文学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过这一点,让他们放下戒备。

    遗憾的是,西方读者、至少可以说澳大利亚读者了解中国类型文学的途径非常有限。比如说,科幻就是一种全球流行的类型文学。我个人对中国的科幻文学十分感兴趣,我认为刘慈欣的《三体》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有意思的作品之一。中国的科幻文学很棒,甚至世界科幻的未来也许就在中国,但世界并不知道。当我向一个朋友推荐《三体》时,他竟然很惊讶中国也有科幻小说,同时也充满了兴趣。

    影视作品也一样。好莱坞科幻大片风靡全球,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等价值观巧妙地蕴含在其中,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观众。中国同样可以借助这样的形式。而更加通俗的电视剧,传播效果也非常好,韩剧就在这方面大获成功,尤其是爱情偶像剧和家庭剧的类型,这方面的经验中国可以借鉴。

    总而言之,口味的多样化也好、类型文学也好,都是为了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与接受者找到兴趣的共通点。在我看来,文化传播与交流,不是双方各有一套完整的东西,然后互相将这一整套东西交给对方去消化,而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我们都喜欢科幻文学,然后交流各自的科幻文学有什么不同;我们都喜欢重金属音乐,然后比较双方的音乐创作各有哪些特色。中国有一个词叫“求同存异”,在我理解中,求同存异的基础是“同”,起点是“同”。在文化传播中,不妨更多选择那些包含着国际通行元素的东西,打下基础,建立起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兴趣,提高他们的熟悉感与接受度,也能为之后的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作者马克·哈力森为塔斯马尼亚大学人文学院亚洲学系中国学分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