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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毓贤: 再谈柯立夫和方志彤

     发表于2013-06-02《上海书评》

    《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在《上海书评》(2013年4月7日)发表后,接到一些评语,藉此补充和修正。

    梅维恒(Victor Mair) 说他学生时代到过柯立夫的农场,记得他养的是黑摩根马。我才想起柯立夫也收藏美国早期农具,养这种健壮耐劳能干农活的马,意趣是相同的。

    白牧之(Bruce Brooks)说他和柯立夫做同事还算合得来,因有共同语言。但他嫌柯立夫太墨守于伯希和的成规,而且因不完全同意洪业的看法就不愿在洪业生前发表他的《蒙古秘史》英文译注,未免尊师尊得太荒谬了,这其实是一种执拗。学问是不断地自我驳斥才能前进的。“在我所知道的人之中,柯立夫最不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习惯更是一成不变。你若不欣赏只好远远避开他,我可以说两者兼有。”

    艾朗诺(Ron Egan) 说柯立夫走出乌兰巴托火车站看到的不是马粪牛粪,一堆堆蒸汽冉冉上升的是骆驼粪。

    刘元珠(Ruby Lam)说她并不是柯立夫的遗嘱执行人,执行人是位伯鲁杜克神父(Hector Bolduc),可是她与她丈夫将全力维护她老师遗留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书籍。这些书籍藏在Gilford镇上的一座天主教堂内。

    我网上一查,发现伯鲁杜克神父和柯立夫一样,也是个不愿在二十世纪植根的人,他为拉丁文不惜与教廷抗争,被免职数十年。怪不得他们两人“臭味相投”。

    伯鲁杜克神父1936年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比柯立夫小二十多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从军,也喜欢旅行,学各种语言,包括古埃及科普特语,而且嗜好收藏书籍。他快四十岁时在瑞士受当地的大主教封为司铎。这位大主教和他一样,以维护用拉丁文举行弥撒为己任,他们觉得拉丁文有深远的传统,而且是超地域性的,全世界都可通用。当梵蒂冈规定所有的弥撒都必须用当地语言时,这位大主教和伯鲁杜克神父仍坚持己见,结果大主教被逐出教会,伯鲁杜克神父没有被逐,亦被免了神职。他的父亲逝世后他回到新罕布什尔州出生的家养牛,当地居民出钱出力替他建立一座小教堂,教堂一整边的墙壁用来放他的藏书,其中有上千年的古书,每一本他都读过。2008年上任不久的新教皇决定允许继续用拉丁文举行弥撒,伯鲁杜克神父感到他三十四年来坚持的信念终于被肯定了。他去年才逝世。

    我把在《上海书评》发表的文章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西文书籍负责人林希文(Raymond Lum),他告诉我关于柯立夫遗留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书,赖大卫(David Curtis Wright) 有专文在《宋元研究学报》(Bulletin of Song-Yuan Studies)第28期(1998)讨论,并影印了一份寄给我。

    除了把赖大卫的文章影印给我外,林希文还让我看他纪念方志彤的英文未刊稿。方志彤有惊人的学识,又是极优秀的教师,艾朗诺英译《管锥编》扉页上献给方志彤,不但因为他从事这项工作,是钱锺书清华时代的要好同学方志彤鼓励他做的,而且他看得懂文言文,全得力于方先生。然而“冒牌华人”之讥一直笼罩着方志彤,没想到素来对隐私设防甚严的他,却向忘年之交林希文倾诉他的身世。下面我得他的同意择录以饗读者。

    柯立夫和方志彤同有藏书癖。曾经非常亲密,但后来因机遇悬殊友谊无法维持下去。两人都是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恐怕汉学“制度化”后,再也产生不了也容纳不了像他们这样独立特行的人了!

    柯立夫在新罕布什尔州留下的藏书与文件

    赖大卫说柯立夫该教堂的书约有一万五千本书,包括十八世纪出版的英文和法文关于亚洲的成套书籍,藏在装了玻璃门的书柜里。

    他1997年花了约十五个钟点翻看柯立夫遗留的文件,有些经整理放在铁柜里,但仍有大量堆在桌面,发现其中有手稿也有打字稿,用的多半是油印行政通知的反面,可见柯立夫节俭成性。赖大卫抽查了的文件分数大类:(一)有三十多个文件夹注明《蒙古秘史》的资料,大部分是书的打字原稿。柯立夫英译了《蒙古秘史》后,本来打算把较详尽的注释另册出版,但第二册始终没有出版。赖氏只见到零星的未刊注释,希望未经他过目的稿件中很多,将来有人把这些珍贵资料发掘出来发表;(二)元史:柯立夫以译注《元史·本记》出名,这些大部分在有带副本的打字稿完美地保存着,包括本记1-2, 4-14, 17, 21-26, 28-29, 34-35,脚注整齐地置放在稿件下端,大多数手稿也保留了。另有十多种《元史》中人物传的译注;(三)三十多箱没有完成的《哈佛燕京大字典》的卡片。据文档记录,其中有些1976年寄了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四)其他:关于蒙古和元史的文稿,波斯文献的译注,课堂教材等等。

    赖氏报告说要查阅这些文件不容易,因为教堂没有专人负责,而申请要参观和研究的学者很多。

    注: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对柯立夫的蒙古学藏书,于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作了一份报告,说在新罕布希尔州的柯立夫藏书中各种语种的工具书,如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的词典特别多;波斯文的蒙古史史料不少是原文本,蒙古文书籍相当多,包括几份蒙古文家谱,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蒙文书社出版的蒙古文书籍,柯立夫几乎一本不漏地均有收藏。丛书中《东方学文献》收藏得非常全,俄国、苏联时期历史地理学会的杂志收集得很完整。

    林希文纪念方志彤博士

    方博士握着扭曲了的金属黑手杖在街道当中行走,脚上穿的是麂皮绒黑鞋配白袜子,法式贝雷帽下泻出数撮白发。他危及了来往的车辆和自己的性命而浑然不觉,所幸哈佛校园恬静的后街交通稀少。

    我下班经过他住处附近,向他挥挥手,他便往我这一边走来,却不上行人道, 我只好陪他在街上走,顿然领悟方博士素来要别人迁就他,现在年高望重,人人又都知他性情古怪,更觉得理当如此。

    他问我有没有时间看看这一带的住宅区,我实在没时间,但他已用手杖弯勾住我的手臂说:“当然有时间!”又问我看到他还了图书馆的口述史没有。我在图书馆工作,见伊丽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的口述史谈及他们两人数十年前短暂的情事,便把书传给他先看。方博士说他并记不得有这回事,抗议道:“他们不该出版此书。可是他们有的是钱,也拿他们没办法。”我加快脚步跟上他的步伐,发现他手杖主要用来推开路上前面的树枝和石头。看到有车驶来,我便本能地赶紧轻轻推他躲闪。

    “你住哪呢?”他又问。我没上过他的课,他很可能连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但我们多年在哈佛燕京大楼走廊上碰面,他总和善地点头和我打招呼。

    “我就住在叫树荫坡这一带,都是自有宅,但我们是租的,住了二十一年了。这条路可穿越对面的诺顿树林。看到围墙没有?建筑这围墙为的是要挡住屋价较廉的撒墨尔庄。看到那栋大楼没有?剑桥和撒墨尔庄的分界线穿过那栋大楼,但到了我们的房子就把界线挪了些,让房子归属剑桥。进来喝瓶啤酒吧。”

    到处都是书!壁上,地上,桌上,都是书。“来看看我的书!”他不是邀请我而是命令我,一边说一边已上了楼。楼上有更多书。这显然是他的私人天地。门把上,栏杆上,窗帘架上,所有凸出的地方都挂着穿过的衣服,约莫可见有洗好的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角;除此外到处就是书,高高地堆满两间卧室,有楼梯可走上他三楼的书房,书房自然有更多书,连楼梯口也占了一半,须侧身才能登上去。

    他捡起一本:“你瞧,这是我昨天找到的。此人只写了四本书,都关于文化人类学。我全看了。才三块钱。哦,我可不是研究人类学的。”他把手一扬, “这些书我都翻过。我打算捐给清华。清华是我的母校,你知道吗?可是需要装箱,付运费,我都不行。我办公室里还有书。我两年前退休了,退休后可以保有办公室两年,可是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难道踢我出去,把东西都丢在街头?”我们两人默默相视,我也没有答案。

    方志彤,这研究古希腊的韩国学者,在哈佛教了三十一年的中文。他告诉我:“我的母语是韩国话,然后学日语,再学中国话。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讲的是日语,可是看的是中文。我十六岁开始学德语,不是在学校学,自己学的,捧着课本学,课本上那些荒唐的东西只有德国人才写得出来。我发愿要学所有的主要语言,但梵文和俄文一直没学好。”

    “那一堆全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应该都归图书馆。这边一本中文书都没有。全是希腊和拉丁文经典。我是古希腊学者,不是中国学者!”我听得有点糊涂,他究竟是说他做学问不研究中国,还是说他不是中国人呢?

    我们下了楼。他的儿子说有点事要出去。不久他的德国太太(第一任太太是中国人)提了两个购物袋回来了,我记起图书馆每月举办减价售书会时,常见到方博士提了两购物袋的书满载而归,他们两人还蛮相像的。

    他介绍我们认识,但这另一位方博士对我突然的出现似乎不甚高兴。我还没有脱外衣,她就对丈夫说,“这里冷得很,不要让他脱外衣。”“所以说嘛,我就是为这原因没叫他脱外衣。”随即两夫妇用德语交谈。方夫人出去一会儿又回来,脱了外衣,把电话带进楼梯下的小房间里躲开了。

    “吃花生吧。来这儿坐。我们中国人喜欢喝酒时吃点东西。穷人吃花生不吃瓜子,南方除外。北方长西瓜的季节太短了。”原来他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人,也说服别人把他当中国人。

    “我来了三十一年没有回去过亚洲。数年前我的家人都去了欧洲,我不能去,要看守这些。”他把手扬向几乎连壁炉都全掩盖住的书。

    我不久就搬了家,下班不再途经方博士的住处,但这之前凡是星期五遇上天气暖和,方博士总请我和他一起吃中国菜,是他一位决定不继续念中文的学生从唐人街带来的。我则带瓶葡萄酒,两人便坐在他家门前的游廊上吃,因为里边是放书的,不是给人坐的。他那些日子开怀地大谈他熟悉的艾兹拉·庞德,抨击“费蒋介石”(费正清教授John Douglas Fairbank),替我正在写的博士论文想点子,告诉我他因在中国的时候做韩国人不安全,于是装为中国人。他对我平等看待,我觉得很荣幸,但我一直都没直呼他名字,总称他为方博士。

    后来艾朗诺和一些他教过的学生帮他把书装箱,送到北京大学去了。有一小部分经我手捐了给哈佛燕京图书馆。

    方博士1995年11月22日去世后,另外那位方博士打电话给我说有几本照相簿,要捐献给哈佛燕京图书馆。说她父亲是位医生,她小时候跟着家人从德国到中国去,是在中国拍的照片。她不但精通中国话,而且成了位中国纽扣专家。她和方志彤是在中国认识的。我访问了她数次,但从不谈方志彤,因她有她自己的中国故事。她也许不记得我就是那个星期五晚上和她丈夫在门前游廊吃饭的人。有个圣诞节她请我到她家,给了我一些饼干,是用她在中国收藏的木模子做的,做给她的孙儿吃。她九十二岁那年被房东逼迫搬迁,离开住了半个世纪和方志彤与孩子们共筑的窝,翌年2008年2月便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