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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毓贤:蒙古学家柯立夫其人其事

    姚大力教授去年12月在《上海书评》有文章提到柯立夫(Francis Cleaves), 勾起我一阵回忆。到网上一查,柯立夫1995年以八十四岁高龄逝世时哈佛同仁例行在校报登刊的悼文,让我对他独立特行的性格有新的领会。

    该悼文首段称誉柯立夫是美国蒙古学的开山祖,以译注蒙古碑拓著称,因而荣获法国儒莲奖,亦翻译了《蒙古秘史》。随之相当突兀地说:“柯立夫很早就展现了他的语言天才,在霓达姆高尔夫球俱乐部做球童工头的时候,便在与顾客言谈间学会了意大利话。”

    哎,看得我心里不舒服:共事半世纪,念念不忘他出身卑微,曾当高尔夫球童工头!这令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外子朗诺做学生时,柯立夫告诉朗诺他孩时家住爱尔兰难民聚居的波士顿南区,开学第一天老师叫班上不是天主教徒的学生举手,他是惟一举手的孩子,后日备受同学嘲弄可想而知。柯立夫自幼便和他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怪不得他一生漠视社会的常规习俗,宁愿和动物为伍,喜欢往古书里钻!

    柯立夫以优越的成绩考进常春藤的大学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主修拉丁文和希腊文。他进哈佛研究院后转入远东系,那时哈佛燕京学社创立不久,由俄人叶理绥(Sergei Grigorievich Elisséeff)主持。叶理绥鼓励他研究蒙古史。悼文中说柯立夫转系原因是伫立于校园刻有中文的大石碑引起了他对东方有兴趣,不知是哪里来的传言,因1936年哈佛三百年校庆中国校友赠送这石碑给母校时,柯立夫已获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了巴黎,跟伯希和学蒙古文及其他中亚的语言。

    柯立夫1938年抵北平师从比利时蒙古专家田清波神甫,也请当时在辅仁大学任《华裔学志》编辑的方志彤替他补习汉文。他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主持被哈佛燕京学社收编的中印研究所,继创办人钢和泰男爵整理佛教文献。

    柯立夫在北平购买了很多满文和蒙文的书籍、文档,以满文最多。旗人当时家道中落,加上战事频频,更急于出手,而看得懂满文的人无几,汉人对这些东西无兴趣,柯立夫便大批廉价收购。这些文籍最终归入哈佛燕京图书馆,令该馆的满文收藏居美洲之首。他1941年准备回哈佛教书前把写好的论文邮寄回美,不幸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邮件遗失了(战后才在日本神户找到),只好着手重写;但不久便弃笔从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太平洋战役。据他说,有一次中国部队撤离一个驻防点要让美军接防时,他进入一个大厅,竟发现里面都是满文书,没人带走,他得国军军官允许,向美军借用一部装甲车,把书悉数运回哈佛。战后他被委派遣送华北的日本侨民回日,遇上日侨遗弃下的图书亦都搬运到哈佛。

    其实柯立夫在琉璃厂的丰收,方志彤的功劳相信也是很大的。方志彤一生嗜好搜书,后半生到了美国,波士顿和剑桥的旧书商都认识他,退休时家里书堆得实在没办法,碰上中国改革开放,便把大部分赠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高峰枫去年9月在《上海书评》的《所有人他都教过》一文中引柯立夫的信说他在北平三年间和方志彤过从甚密,有时天天见面。又引伊丽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的话说她从哈佛到达北京后,经柯立夫介绍,亦请方志彤辅导学古文,而方志彤课后必带她逛书店吃馆子。柯立夫人地生疏,没有方志彤带路大概不会迅速搜到那么多好书。

    可惜柯立夫未能维持他和方志彤的友谊。有一次朗诺和柯立夫一起走出哈佛燕京大楼,恰巧方志彤迎面而来,柯立夫趋前和他握手,说:“Achilles,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琉璃厂一起逛书店多么开心!”方志彤很不耐烦地说:“Water under the bridge!” 那时柯立夫是终身教授,曾当他老师而且学问一点都不差于他的方志彤却是讲师,地位悬殊,意谓大江东去,前尘旧事何必重提。

    柯立夫很喜欢教书,一直到1980年被迫退休都留在哈佛,除教蒙文和满文外,还负责二年级文言文,用《论语》和《孟子》做课本。哈佛教授每六年可享受一学年的带薪学术假,他一次都没拿取。学生也喜欢他那种完全无架子、不拘小节、说话无禁忌的作风。

    他身体魁梧,相貌堂堂,但乖僻是出名的。他星期一至星期四住在离校不远的霓达姆市,这是波士顿城的高尚郊区,每家前院照例有修剪齐整的草坪、刻意栽种的花卉,他的园子却乱草丛生,让左邻右舍侧目,并且不设卫生间,亦不装备暖气,冬天靠和他同床的金毛猎犬取暖。他周末开车把狗群带回离剑桥两个多小时车程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农场,这秀峰环抱的农场有一百多英亩,农舍却也没有卫生间没有暖气设备。他省吃俭用,钱都花在动物身上,缺钱用便跑到附近的滑雪场当停车场售票员,毫不感觉自贬身份。

    喜爱动物的他,小时常把野外的蛇、臭鼬带回家,有一次甚至偷偷地瞒着家人邮购了只黑熊。我们认识他时,他在农场上养了十多匹马、数十头牛,每头牲口都取了名字,有些是学生的名字。这些动物是不卖不宰的,当孩子看待,有朋友喜欢就送人。看来他对蒙古情有特钟,和他喜欢户外生活喜爱动物有关。

    朗诺有一次问柯立夫到了蒙古有何感想,他说:“我走出火车看到一堆堆马粪牛粪,发出的蒸汽冉冉上升,就叹口气说,果然到达了!”

    朗诺和我与柯立夫熟稔,除因朗诺上他的课外,还因为他人若在剑桥下午三点钟必到洪宅和洪业茶叙, 同读一篇古文或讨论一个问题,数十年如一日。洪夫人已去世,我们常请两位单身汉吃晚饭。洪业约八十岁,柯立夫不到六十。洪业虽一头白发,高瘦的身干是直挺的,如玉树临风;柯立夫体重两百多磅,势如泰山。酒酣饭饱后,两人便引经据典地谈古说今,往往用拉丁文抬杠,到深夜方散。柯立夫总向我要了熬汤的猪骨头带回去喂狗。柯立夫不善于与人周旋,洪业则是个深懂人情世故的儒者,但两人在学问境界里找到了共同的园地。洪业有两篇文章是受他激发而写的,一篇是《钱大昕咏元史诗三首译注》,另一篇是《蒙古和人史源流考》。后者的出版可说相当不幸,因为柯立夫——真正的蒙古史权威——并不同意洪业的结论,但因不愿破坏两人友谊而把自己研究蒙古秘史的成果搁在一边数十年,一直等到洪业逝世后1982年才发表。

    柯立夫做学问一丝不苟,惯于从考证着手。然而他把十三世纪蒙古文写的《蒙古秘史》用十七世纪英译圣经的语言翻译,说非如此不能表达原文的韵味,是具争议性的。此书“引论”里爬梳了《蒙古秘史》在中国以及国外的流传史和版本史,不时引述洪业的见解,也指出他不同意洪业的地方;脚注不多,打算把较详尽的注释另册发表,说这做法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诗经》和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时开了前例,可惜第二册最终没面世。

    哈佛同仁的悼文结尾说:

    他的学术著作力求准确清晰,翻译尽量字字忠于原文,是写给其他学者和自己的学生看的,所引的俄文都译成英文。他很执著于内心的标准,无论学术和道德方面都如此,而且主见甚深,又有铁般硬朗的身体,令人想起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而约翰逊的文笔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

    柯立夫对1866年即注译《蒙古秘史》的俄人帕拉迪(Archimandrite Palladii Kafarov)很尊崇,引的俄文相当多,为使学生看懂都译成英文。但法文德文则没译,当时汉学家都得看懂。有趣的是中文倒译了,因他们一般中文程度不高。

    柯立夫的英文的确很美,成见的确很深,躯体的确如约翰逊般庞大硬朗;但没听说过他刻意模仿约翰逊的文笔,乍看也不特别像,虽说英文写得典雅多少都会受约翰逊的影响。不过从修辞的角度看,把柯立夫和大文豪拉在一起来替悼文作结尾,倒潇洒得很。

    无论十七世纪还是约翰逊的十八世纪,柯立夫的精神世界总而言之不植根于二十世纪,这点跟洪业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每周定时茶叙的另一位挚友邓之诚相似。邓之诚也是个不愿在二十世纪落根的人。

    柯立夫一生最大的憾事是,他的得意门生、出自学术世家才气横溢的约瑟夫•费莱彻(Joseph Fletcher),好不容易学通了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俄文、日文、蒙古文、满文、梵文和欧洲多国语言,准备好好梳理亚洲内陆的历史,却英年早逝,如今学者只能在他寥寥数篇文章以及他参与撰写的《剑桥中国史》中略窥他的才华 。

    哈佛当年很少提升年轻学者作终身教授,费莱彻临此关时并没有著作,柯立夫在文学院教授大会中为他力辩,结语令人莞尔,他说:“费莱彻不但是位难得的学者,而且是位正人君子,而哈佛正需要多几个正人君子!”

    费莱彻1984年癌症突发去世,柯立夫主动代课替他把学年教完。以后数年不支薪继续在哈佛开课教蒙文和满文,条件仅要哈佛补贴他来往农场的交通费,和让他免费在教师俱乐部用餐。

    我最近见到曾当柯立夫助教的郑文君,她回忆说:“我七十年代做他学生的时候,班上只有四五个人,就在他哈佛燕京学社二楼的办公室上课,他课上不久,就开始讲故事了。再不久,也就要泡茶了。有个学生被指定到走廊对面把茶壶注满水开炉灶,另有靠门的学生被指定听水滚的声音,又有个学生负责赶快去冲茶,因为用Francis的话说,我们之间有个贼头贼脑的韩国人,一不小心滚水就给他霸用了。这韩国来的研究生大概以为水煮开了任何人都可随意用。我们在他班上文言文学得不多,倒吸取了不少历史地理和做学问的常识。后来我做他助教时学生有十多人,因依新规定学日文的研究生须选文言文……Francis写的英文字很好看,还写一手漂亮的汉字。我做他助教时他常慷慨地请我吃午饭,相信不少穷研究生因他而经常可饱食一餐。有一天我和他在教师俱乐部吃过午餐走回他的办公室,路见哈佛正把一栋好好的大楼拆了重建,他摇头不已,进门随手提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呜呼哀哉’,遒劲有力。”

    戴梅可(Michael Nylan) 记得柯立夫有一次触怒了头公牛,被牛角刺伤,请洪业代课几个月,等到康复了回课堂,不假思索便把衬衫拉起让学生看他的伤痕。

    现在台湾执教的甘德星(Kam Tak-sing),回应郑文君的邮电回忆道:“柯教授这怪杰,可谈的事太多了,叫我从何说起?现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主任Ross King和我,还有现在印第安纳大学宗教系的Jan Nattier 和中欧亚研究系的Christopher Atwood,相信是他最后的几个学生。他为了给我们开课,清晨约四点钟就须起床,喂饱他的牛、马、狗和其他牲口,然后开车到巴士站赶往剑桥那班慢车。课从下午一点钟上到四点,满文蒙文同时教。他人还未走入课室,气味早就先飘袭进来。他退休后我们每年总去看望他一趟。他家没电话,也没有茅房,有急就得在他庄园里找个安静隐秘的地方解决……”

    我大概嗅觉特别不灵敏,不记得柯立夫有何异味。只记得他讲话有趣,不时以古鉴今,拿世界各地的事物互相印证。和洪业一样,对他而言,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存在鸿沟,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裂罅。他虽爱好大自然,但对大自然没有浪漫迷思,常说:“大自然是残酷的,是极端耗费的,成千成万的鱼卵孵化成小鱼的至多数百,数百条小鱼也只有数条能生存长成大鱼。”

    他完全没有政治正确意识,听我偶尔一番议论后,总摇头叹说:“你那小小的脑袋怎可能装得下那么多东西?”

    柯立夫是洪业的遗嘱执行人。柯立夫有亲弟妹,但遗嘱执行人指定他台湾来的学生刘元珠。刘教授数十年对柯立夫执弟子礼,难得的是连她香港来的丈夫也对老师孝敬有加。替柯立夫善后必定不简单,要收拾他城里乱杂的房子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农场,无数的书籍和文档,包括白费了许多人的苦心十五年的光阴后放弃的《哈佛燕京大字典》遗骸,这些装满了一排绿色档案铁柜的卡片,被柯立夫以悲天悯人的怀抱收容在他的农场地窟里。

    互联网上有则发自蒙古的讯息:蒙古国立大学于2011年有个隆重的“柯立夫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学术大会”。这种哀荣是柯立夫不会料想得到的,也是他的哈佛同仁难以企及的。

     

    附录:

    言温心殷切 写入一封书

    姚大力 发表于2012-12-02《上海书评》

    接获台湾同仁寄发的著名蒙元史学家萧启庆教授的讣闻后,我的脑海中便不断影现出萧老师身高体癯的形象。我与他联系不多,不过还经常能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前不久闻知,虽然动过手术,但他的身体状况尚安好。所以噩讯传来,感到很突然。悲切和思念之余,翻出他二十多年前写给我的一封信。重读至再,慨叹万千!俗话说“文如其人”,萧老师的这封五纸书信,活生生地展现的,正是他特有的那种语温气霭、真诚周到而又颇淡漠于世故的修为与风度。

    我是在1986年底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次年暮春,萧老师从他任教的国立新加坡大学访问京宁等地。我把博士论文打印稿呈送给他,并要求他提出批评意见。几个月后,他就从星洲写了这封给我。信里对论文的赞许,主要反映了师长一辈人对初入学术垣墙的新手充满期待的激励与希望,而提出的批评则具体入微、切中弊隐。正因为里面谈及很多有关论文修改的重要意见,所以我一直把它珍藏着。现在发表出来,也是对逝者的一种纪念。

    中国治蒙元史的学术圈,在韩儒林、翁独健、杨志玖等老一辈引领下,一直保持着一种特别能吸引人的风气。他们彼此并没有十分深密的个人关系,而宁愿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又非常默契并无私地相互信任与支持。他们在争论学术问题时总是直率而无保留;这不叫“不讲情面”,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见解与个人“情面”本来就略无牵连。他们大多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在不断写作高质量的专题著述,而没有走“年轻时卖命,年老了卖名”的俗路。萧老师长年在海外读书、海外教书,但在我的感觉里,他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与上面说到的那种风气深相契合。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他的业师、哈佛大学的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和韩儒林出于同一师门有关系。真的,柯立夫的学生与我们之间总好像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在美国时曾随柯立夫的另一个学生、威尔斯利学院教授蓝元珠一同拜访柯立夫。当我更习惯地称他为“Professor Cleaves”时,他总要纠正我说:“不!叫我Francis!”

    如今,即使是履行书写各种各样的学术审评意见的职责,我们还有几个人能像萧老师这样恳切认真、诲人不倦地写上几页纸?在此一意义上,他的这封信,难道不是对后辈的鞭策乃至问责吗?

    大力兄:

    金陵一别,忽忽已经三月。回星以后,又忙于各种工作,以致最近始读毕尊著,有劳远盼为歉。

    尊著确为一tour de force(译言“力作”——录者),优点甚多,值得庆贺:

    (一)视界宽度:本文将蒙古的政制置于欧亚草原游牧社会史的context(译言“环境”)里加以检讨,极能发现此一主题的历史意义。东西五千里,上下三千年,远眺近览,难度甚大,创获也多。

    (二)取材广泛:本文对各国学者的研究,广征博引,足见吾兄对研究行情,瞭如指掌,而且又能汲取精义,熔为一炉。国内史学界,在此方面,有此功力者,恐不多见。

    (三)组织严密,而且对重要的问题,皆加详尽之探讨。

    整个说来,本文用力最多的是千户、百户制度部分,创获也最多。“内部结构”各节尤见精彩。而私属人口的讨论,极具原创性。

    不过因限于材料,或因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未能详加论证而成定论。例如,Soyurghal究竟是否为一制度性的名辞?Soyurghal与qubi究竟有无区别?千户长是否仅有统率权而不享有“主权”——不是领主,恐仍须细加探讨(村上先生治学极有insights [译言“眼光”]及 originality [译言“原创性”],但往往有证据不足支持其观点的问题)。

    分封制一章中关于成吉思汗的分封部分似失之简略,东道诸王分地何在?诸王的权利与义务为何?大汗如何控制诸王(如设王傅)?或皆应讨论。关于诸王与城郭地区的关系亦仅引Barthold及Vladimirtsov而未论证(此点日本爱宕松南曾加论证)。

    关于“家产制国家”定义的问题,记得在南京时已面谈过。尊著中此辞的涵义是指全部蒙古国臣民皆属黄金氏族所共有。这与Max Weber所说patrimanialism的定义不同。Weber认为家产制为家长制的扩大,政府为皇室家政机构的延伸,官员多具家臣身份。你所说的家产制或可以“族产制”表之。

    另有劄记二页,为阅读时发现的小问题,供你参考。

    总之,尊著总结数十年来中外有关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政制研究的成果,加之以自己研究的发现,成就极大。我有两点希望:

    (1) 本论文经修改后,即应出版。

    (2) 继续本文的脉络,研究Schurmann所说的第二、第三时期的蒙元政制。

    请转告魏老师,黄彰健先生当年校明实录时,编有索引,但未加整理,故未出版。

    近几个月来,大陆苦热,尚望室(此指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中同仁多自珍摄。星洲虽处赤道,但气温总在28°-32°之间,尚可容忍也。

    吾兄去留问题是否已解决?至念。作为一个海外的元史工作者,我十分希望你不去上海。两年前在元史国际会议上,我曾说过,中国年轻一代元史研究者人才辈出,未来元史研究的重心应在中国大陆。这次回国后,看到国内学界聪明人极多,但为生计所迫,常做一些并非自愿的事,是学术上重大损失。希望你能克服家庭并学术上的两难之局,求得两全。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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