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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韵:柯马丁谈欧美汉学格局

    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开幕仪式上,笔者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他是德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学习汉语,之后在科隆大学取得汉学(Sinology)博士学位,主攻早期中国文本与文献。在美国研究任教多年,柯马丁详述了欧洲和美国的汉学研究路径差异,以及东西方学术彼此面临的问题,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介绍早期汉学的书籍中,我们会发现欧洲早期汉学家最先是传教士,后来有商人、探险家、情报人员,可以说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那么当下的特征是什么?

    柯马丁:你提到的是欧洲早期汉学传统的例子,后来汉学发展成了真正的学术课题和职业。但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也不是所有的汉学家一开始就从事学术工作,比如不少英美汉学大家是从二战中做翻译起步的,后来才成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现在西方的汉学研究一般集中在高校的东亚系和历史系,是专门学科,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然而即使有了这种发展,中国和海外的学术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异。很明显,我们有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同学科历史之间的差别,不同语言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之间的差别,对全球的中国研究现状的熟悉程度的差别,以及我们处理研究对象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差别。

    老实说,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不管身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会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不幸的是,我们也常常陷入奇怪的叙事。在西方,有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坚持认为,为了理解一个国家(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人们不需要关于其文化的任何知识,只需要总体的、抽象的、普适性的理论模型即可。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极其不负责任。虽然这主要是社会科学的情况,但人文领域一样有理论的问题。人文学科的理论领域内,作为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我们似乎总是接受但很少给予。遗憾的是,在人文学科内,没有哪个重要理论范式是首先从中国研究里发展出来、然后应用于其他文明的研究的。因此,我们对中国文学下过的一切论断,不是仅限于中国文学,就是基于从其他文学研究里进口的理论。

    另一方面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大学里的中文系,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反的叙事,即中国文化例外论(Chinese exceptionalism)。这种叙事包含了一些观点,比如运用在研究其他文明上的方法和观念不适用于中国文明研究,学习中国古典文献的唯一途径是中国传统的方法……这也就暗示着,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做到最好。这种观念体现最强的领域是早期中国研究(early China,自周至汉),我们面对的是许多新的出土文献。

    与此观念相关的是新“信古派”的出现,与其说它是学术观点,不如说它是政治观点。“信古”思维不仅要打败前辈“疑古派”的模式,也是要拒斥受到西方文本批判思潮影响的中国学术模式。新信古派背后是民族主义,他们要证明作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中国也有着优越的古老文化根基,坚持文化例外论,拒绝非中国模式的阐释方式。这样具有缺陷的叙事基本上有一种防线性的意味。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承认它有一定的价值和道理。比如,信古派对于之前的殖民主义框架下的非中国视角的历史书写略有纠偏作用。然而,真正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再次推动批判性思维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听从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对本国历史阐释权的要求。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批判理论之前。

    其实在现实中,我们根本不需要自设防线。人们时常忽略一种事实,那就是西方汉学家其实十分热衷于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并在国际舞台上论证其重要性。我的德国同事、慕尼黑大学的叶翰教授(Hans van Ess)曾经说过,汉学家的定义就是“中国的朋友”。对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来说,承认中华文明对于理解世界文明的重要性,也正是对我们自己职业的认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西方学界将欧洲之外的古代文明研究贬低为满足个人爱好的恋古癖,比如德国学界讥之为“兰花学”,以兰花美丽而无用。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利用这种诋毁,成功地挤掉了古代中国学研究的职业岗位,或是将这些岗位变成他们自己的。

    这真是一派胡言,但很不幸,它获得了成功。结果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比如德国学院里就不再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职。我作为德国人,对此深感羞愧,因为歌德早在1827年就说过:“民族文学现在已是无意义的术语;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努力加快它的到来。”众所周知,歌德是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后说了这番话,他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了与他熟悉的欧洲文学的许多相似点。那么对中国和西方来说,我们都是世界公民,重新受到歌德两百年前发出的“世界文学”的召唤。我们应拒绝无知的政治。

    但同时,我们也应拒绝文化例外论的政治。我们要理解一个基本事实:外国汉学家是无法通过推销中国文化例外论而使古代中国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一分子。那些认为我们无法从其他文明的研究中学习的人,应该明白这样的论调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也意味着中国研究对其他领域没有贡献。在中国之外,这将意味着汉学自身的终点。

    除了汉学的时代特征,您觉得汉学有区域特征吗?有没有所谓美国汉学、法国汉学、德国汉学的区别?

    柯马丁:汉学的区域性很有意思,我参与撰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宇文所安、孙康宜编)有十七位撰稿人,其中只有一位来自欧洲学院,贺麦晓(Michel Hockx)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撰写的是现代文学的部分。其他所有的撰稿人全部来自美国大学, 包括我这样在欧洲或者中国受教育的人,现在成了美国汉学的一部分。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情况那样,现在整个欧洲学院体制里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职非常之少。相比之下,普林斯顿大学里有三个正教授职位,哈佛大学里有四个,等等。所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由老牌欧洲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几乎全是由在美国任教的学者写作。

    还有正好相反的情况:我正在跟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系的毕鹗(Wolfgang Behr)和牛津大学的麦笛(Dirk Meyer)一起编辑一本出土文献工具书,书名翻成中文是《早期中国手写文献:文本、背景及方法论》(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exts, Contexts, Methods),主要是介绍研究中国出土文献的理论和方法。除了华盛顿大学的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和密歇根大学的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以外,这本书的撰稿人基本上全是欧洲学者,包括来自法国、匈牙利、德国、瑞士、英国的学者,还有几位在美国任教的欧洲学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欧洲的学术里有相当强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德国尤其如此。所以编出土文献方面的书,如果找美国学者,结果肯定不一样。这是不同的学术传统带来的结果。现在中国开出土文献的国际会议,一定要注意到目前的事实,其实应该多邀请欧洲学者,这样可以对早期文献研究的最新发展了解更深入。

    您以前写文章提到过德国汉学界受到纳粹的迫害,很多杰出的汉学家在二战前后都迁徙去了美国,终生没有回到德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学统断裂。那么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这些早期汉学较发达的国家有没有延续这一研究传统?

    柯马丁:意大利的汉学研究现在仍然很有成就,但是多用意大利语写成,翻译成英语的不多,所以中国、日本的同事恐怕没有特别接受。倒是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捷克等以前就有很长的汉学研究历史,最近又开始成立了一批新的汉学中心。比如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汉学研究中心选址布拉格,就是为了承接并延续欧洲的汉学传统。而且,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每两年开一次大会,每次选择不同的地点,以前在卢布尔雅那、里加等等开过会,今年在巴黎,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各地的汉学发展。

    就您的领域来说,海外汉学研究关心的问题跟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有哪些差别?

    柯马丁:我是做早期中国研究的,当然很关心出土文献。这个领域很复杂,因为要求非常技术性的知识和技艺,比如释读青铜器铭文和战国楚系文字。出土文献研究当然需要专家之学,而且这样最好的专家大部分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个领域的大问题是,将非常专门的技术讨论放在极为传统的思想史框架里。外国汉学家没有文化身份的包袱,我们未必以中国思想史为出发点。文本、年代、作者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也是传统的框架以及我们研究的基础。要超越传统的框架,我们不仅仅必须了解它,而且还要在此之上继续提出另一套问题。比如,海德堡大学的纪安诺教授(Enno Giele) 和科罗拉多大学的李孟涛教授(Matthias Richter)从德国语文学的传统对出土文献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肯定值得注意。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对早期文献最感兴趣的是文本的书写和结构、口头传播的影响、作者的概念如何、书的概念如何等问题。这是全世界所有早期文献研究都会遇到的问题,也对中国文化的身份基础、中华文明在早期是如何确立的问题非常有意义。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与中国的同事加强交流。美国东亚系的博士生都必须阅读中文文献以及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还需要掌握日语,再加上另一门欧洲语言,即法文或者德文。这样,我们的学生才能了解世界的汉学成果。我觉得在中国学院里的中文系也应该开设一些介绍海外汉学发展历史和最新成果的课程,图书馆也应该配套跟进。其实,海外汉学的书籍及期刊并不算特别多,应该能订购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物,然后规定学生阅读本专业相关的文章,用考试或是写文章的方式来证明是否能够学习并运用。如果是博士候选人,应该在博士论文中体现本领域汉学研究的成果。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然有用,但长远来看还是很有限的,研究者应该能够直接阅读原始文献和相关研究。为了真正地了解目前西方的汉学,了解西方学者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成就,这就是必要的。

    您认为中国文明研究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柯马丁:我前面提到美国大学东亚系里研究社会学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压力,但是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机遇。2006年纽约大学新建了“古代世界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 并且聘用了早期中国的专家学者。该所从2010年开始了以古代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M.I. Rostovtzeff)命名的年度系列演讲,当时我非常荣幸受邀成为第一年的演讲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文明已经在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是十年前所无法想象的。以前在西方,古代文明研究基本上等同于地中海文明研究。现在研究古代哲学、考古、艺术史方面的学者也经常来找我们交流,听取我们的意见,也让我们感觉到,未来的方向必须要与其他古代文明领域开始真正的比较研究与合作。在这样的比较研究和合作上,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不可能忽视研究其他古文明的同事的基本看法。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和古典系的一位同事打算一起开一门早期史学的课,让两个系的研究生用拉丁文和中文文献共同学习。类似的形式在德国汉堡大学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心也有,那里通过研究全球不同的出土文献,包括中国文献,会发现共同的问题,也会发现不同文明对这些共同问题的不同回应。

    要发扬中国文明,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形式,把它详细介绍给其他领域的研究,才能让中国文明对世界学术共同体有所贡献。我坚信汉学研究未来唯一可能的,是中国文明的精深研究与广泛比较研究的结合。在中国和海外,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应对整个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但目前我们的研究太专门,我们必须更多了解其他古文明,以更清楚地看待古代中国,这样才能突破传统学术的界限。当然,我们也期待告诉其他领域的同事:如果你们不理解中国,也无法理解古代世界。同时也要明白,反之亦然。

    如果我们的视线聚焦在一种文明上,那么里面所有的现象都显得是“自然而然”、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自然”或者自明的——它们在不同文明里缺席或者存在,或者它们以相当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我们想要理解某种文明建构其意义和身份的不同方式,这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等方面的实践。通过这类研究,我们迅速意识到自己的文明实践并不总是“自然”或者自明的,而是从多种可能性之间做出的选择。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选择而非必然,我们就可以思考更多、更有趣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文明的国际性研究将永远不会听命于民族主义的规划。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古典文本的正确性,我们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就上古而言,这同样意味着:我们想要用新的方法来理解它们,这些方法将更少地依赖传世传统。我们尊重传世传统,但我们和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信任或者背叛,而应当是批评性的,甚至说怀疑性的探索关系。一方面,传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文本——归根结底,倘若没有过去两千年里的经典注疏,我们将会怎样?但同时,传统也阻碍了进一步的理解,因为它极大限制了我们能够质问的问题范围。不仅如此,传统也阻碍了与其他古代文明之间的跨文化比较。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03-31

    (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3/31/77054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