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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桧林: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

    作者: 王桧林 来源: 《史学月刊》

    中西文化之争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史范围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人总是把它作为中国史来研究。我对世界历史知识所知甚少,还没有见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公开的、明白的争论。从中国来说,自从西方文化传人以来,就发生了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而中国史书上关于这个问题,都是作为中国历史本身的问题加以叙述的。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国,它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极大的增强。而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显然是不足的。加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成为中国人十分关心的、努力实现的大问题。这样就突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洪流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这时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又成为现实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这就使我们想到对过去中国人的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之争,对当前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是有参照作用的。

    一、西方文化进入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三个地区的不同情况与“中体西用”基本公式的形成

    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北美的文化是世界先进文化。从此世界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近代化阶段。当时,西方先进文化传人的地区,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基础;另一种地区是具有深厚或比较深厚的文化基础。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地区,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这些地区的人对西方文化的进入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先说印度。印度是有深厚的文化的,但这时印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西方文化进入印度之时,就我所见(可能是不准确的),没有见到印度思想界排拒西方思想。印度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

    再说日本。传人日本的西方文化,最早的是“兰学”。“兰学”传人之时,似乎没有看到日本人对“兰学”有明显的排拒态度。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更进一步学习西方,明治维新的任务是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对外扩张。当时曾经流行过一个口号“脱亚人欧”,它的含义主要是日本能够富国强兵,摆脱落后状态,进入西方强国的行列。但这里头也应当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那时日本也有人维护日本传统文化,但没有看到强烈排拒的态度,没有看到日西文化之争。我们不应忘记日本是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的国家。日本很快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三说中国。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一些保守落后的人士强烈排拒西方文化,而一些当时的先进人士,提出的口号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随后发生的洋务运动,主持人的想法是利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振兴皇权统治。随后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就形成了明确的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个公式,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一直是对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主导思想。在今天仍然如此。

    二、“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问题

    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贯彻着一个“用夷变夏”或“用夏变夷”的问题。两种文化接触,必然要相互影响,二者的相互影响往往不是平衡的,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大或是根本性的。从总体上说,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来说,近代以来,是西方影响中国。这种影响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可以看出来。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从西方传人的,是西方文化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现在人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对这个史实避而不谈(有意的或无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方思想,毛泽东早就说清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列宁式的党国体制。难道这不是“‘夷,变夏”吗?不过,中国历史研究者不这么说就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主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中共党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倾统治全党的时期,提出的重要口号是“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叫苏维埃,苏区的小学一律叫李(列)宁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学习苏联模式,中国的教育按苏联的模式进行改革。1957年“反右”斗争中,谁怀疑这样学习苏联,就被打成“右派”,成为“反革命”,更不用说反对学习苏联了。这些问题搞不清,在中国思想界必然产生混乱。中国主流派的思想,是大力反对“全盘西化”。对这种历史怎么解释呢?所以,只有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我们的“夷变夏”固然有外力的巨大影响,但主要是中国人自己作成的。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之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认真搞清楚,就很难说清中国文化的实际状况和发展的前进方向。

    三、“中学为体”之“体”变了,“中体西用”的公式未变

    中西文化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演变为“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这种争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之争的演变和具体化。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学为体”的那个“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谓“中学为体”之“体”,是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道统、政统。中国的政统是两千多年以来以皇权为中心的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政统,这是中国历史的极大进步;但是,这个道统、政统还隐性地存在着,蒋介石就曾说《大学》、《中庸》是治国的宝典。中国传统的道统、政统在暗中支配着中国的政治。

    上面说过,新中国建立的政权是列宁式的党国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立国、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相当于过去的“中学为体”之“体”,今天大力反对“全盘西化”,就是用这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成为新时期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可以理解为过去中西文化之争的新形态。按邓小平的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被采用的。这与过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基本相合的。今天中国的主导思想、思维模式仍然在延续着“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中学为体”之“体”变了。

    四、中西文化之争弥漫于中国思想界

    当前的中国思想界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进行着中西文化之争,虽然没有发生如不久之前关于《河殇》和反《河殇》那样的公开争论,实际上中西文化之争弥漫于当前的思想界。我们这里拿最近发生的具体事例来说明。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提出:“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发表后不久,引出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批评。令人想不到的是,批判者是以价值观问题批判《南方周末》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的文章认为: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是一种普世价值。对这种普世价值,应当尊重和维护;而批判者则认为那些不是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人的价值观,不具有普世性。这实际上就成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否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进一步推延,就引出了自由、民主、人权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还是仅仅是某些西方人的价值观,成了中西方文化之争的核心问题。

    中西文化的分歧弥漫于中国整个思想界,这种事实随处可见。再举例如下: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列宁斯大林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不承认欧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近有人提出,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二是已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承认欧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这就表现了中国人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近年来,有人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语言文体提出否定意见,认为中国现代语言是抛弃中国古代语言,按西方语言结构构建起来的.这是西方语言霸权支配了中国的语言,应当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现代语言体系的建立,是中国文化的进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这应该是中西文化之争的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朱自清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清了。他在《经典常谈》中说:“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①这是中国现代语言走过的路,这是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甘阳主张建立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②;袁伟时则批评说:甘阳“就是冀图把源自西方的公民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拒于国门之外”③。在这里,表现了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国发展前途的重要意义。

    我掌握的材料不多,不能对当前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分歧做全面的论述,但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分歧争论,在中国思想界随处可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纷争以后还要长期延续下去。

    结语

    今天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意见分歧依然很大,但是关注的热点和过去不同了。在讨论“中体西用”问题的前期,更多地关注何为体、何为用和体用的关系;今天则更多地关注维护这个“体”发扬这个“体”,站在“中体”的基点上,观察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如“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论,主张孔子原教旨主义,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要和孔子宣扬的西周礼制直接衔接起来,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起什么作用,在中国思想界起什么作用,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总的来说,“中体西用”文化观主要是捍卫“中体”,发扬“中体”,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论述时,主要是正面肯定。当前,中国融人世界的速度大大加快,中西文化的接触面更扩大,因此,中西文化关系也更复杂,更深刻。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中体西用”文化观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有论者严厉批评“中体西用”,认为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中体西用”论发生了重大作用。“中体西用”文化观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从我们上述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来,但是我们不认为它起的作用那么大。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不在文化,而在政治。

    中国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强的精神凝聚力。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中国皇帝两次被外国侵略者赶出京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住在清朝的皇宫里。中国所以不亡,中国文化这个“体”是有巨大作用的。一百多年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和纷争,仍在继续,看不到何时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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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自清:《经典常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4页。

    ②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③袁伟时:《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审视一切》,《南方周末》,2009年4月16日,第2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