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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

    作者:付鑫鑫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今年3月17日,香港,毕飞宇凭《玉米》荣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成为该奖项2007年创立以来,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前两部作品分别是2007年姜戎的《狼图腾》和2009年苏童的《河岸》。

    《狼图腾》与《河岸》都由葛浩文(Howard Gol dbl att)教授翻译,而《玉米》则是他与太太林丽君教授(Syl vi a Li n)合译。

    夫妇合译的新作——贝拉的《魔咒钢琴》即将由上海电影集团出品。就在上周六(6月11日)举行的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魔咒钢琴》剧组主创人员还踏上红毯登台亮相。

    上世纪60年代,葛浩文在美国海军服役被派到台湾时学习过汉语,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76年,他翻译了第一本中文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先后出版四五十本译作。

    他严谨而讲究的翻译风格、以原著为中心的翻译原则、追求“信、达、雅”的翻译手法,“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语出戴乃迭)。在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世界的“金字塔”里,葛浩文排在顶尖位置,被誉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

    在ILLY咖啡馆,与葛浩文聊天。他说:“我天生就爱翻译,翻译是我的爱好。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

    没拿到第二届亚洲文学奖,“很生气”

    夏日的上海,空气有些湿热,1933老场坊多少也因为阴天,显得有点枯燥。从车上一跃而下的葛浩文先生一句标准的普通话“你好!”打破了周遭的沉闷,为即将开始的访谈注入了些许动感与活力。

    葛浩文年轻时的工作是在科罗拉多大学教书,后来跟太太一起去了圣母大学。尽管现在教职已弃,但翻译工作却未曾停止。在他的翻译名录里,从最早的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杨绛、冯骥才,到后来的贾平凹、李锐、苏童、老鬼、王朔以及莫言、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等,总共有20多位名家,四五十本译作中有五六本,还是与太太林丽君教授合译的。

    葛浩文开玩笑说:“其实,我挺生气的!没拿到2008年的第二届亚洲文学奖,被菲律宾的米格尔•西乔科(Miguel Syjuco)的《幻觉》(Ilustrado)抢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顺便啜了一口咖啡。

    2010年,亚洲文学奖的评选规则改变,从原来用以奖励“未经出版的英语亚洲小说”改为奖励“已经翻译成英文,且已经出版了的作品”。规则变了,评委换了,但葛浩文的译作还是拿奖了。

    谈起三部获奖作品,葛浩文说,其实各有不同,不管是从题材还是风格上看。

    姜戎的《狼图腾》是从社会学观点创作人物,除了探讨汉人与蒙古人的互动外,也关怀人类与环境,某些部分有纪实小说的特色,故事相当动人。苏童的《米》与《我的帝王生涯》读起来可能比较灰暗。此外,他的作品,比如《河岸》,小说主人公都是活在作者所建构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苏童的特点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毕飞宇的语言有很大创新,以至于有时候都不知道究竟怎么翻译,因为字典里查不出来。“比如说,名词动词化。通常,我会在相应的语境中,尽量翻译得长些,来表现原著想要表现的意思。”葛浩文略带欣喜地说,“当然,语言创新是件好事情,语言本身就需要发展,否则,语言的进步就太慢了。”

    毕飞宇还有个成功之处——写女人比一般男作家写得更好,包括这次的《玉米》,还有之前的《青衣》。毕飞宇观察人物更加深刻细致,尤其是内心活动,他写女人就像王安忆写上海的日常生活一样,到位传神且入木三分。

    他接着评论道,就亚洲文学奖本身而言,相比于已经出版的作品,没有出版的作品可能由于未经编者的润饰和作者的深加工,质量上会稍逊点。而已经正式出版的作品,因为有编者的润饰和作者的深加工,质量上可能会更好点。

    “今年,同样是拿奖,但最开心的是胜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指与毕飞宇同时入围的大江健三郎)。”葛浩文略显得意地说。

    在翻译中发现原作的错误,“很痛苦”

    如何选择翻译作品?“如果中文小说本身很好,而且有朋友推荐,碍不过情面,我就会去翻译。”葛浩文说,做翻译不能只为钱。企鹅出版社的《狼图腾》获奖,他只拿了基本的翻译费。

    葛教授又说,选择哪一部小说来翻译,其实有种种不同的因素。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我平时不太会看这类书,也就不会去翻。但当时,有出版社找我,推荐它,所以答应了。没想到,在美国著名的时尚网站‘每日糖果’(DAILYCANDY)上面,还真是火了一天。那天,很多年轻人都去买这本书,销量骤增。”

    原著就是“指南针”

    从第一本译作《呼兰河传》到最新的《魔咒钢琴》,葛浩文说,他的翻译道路从来没有约定之规。

    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翻译的技巧,也没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则《河岸》里面的人物说的话翻译出来,就跟《狼图腾》里面的主人公说话一样了,那是要不得的!”

    对严复先生所倡导的翻译讲求“信、达、雅”,葛浩文很赞同。他觉得,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雅”。因为翻译不是给作者看,也不是给译者看,而是给读者看,即读者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做到了“信”、做到了“达”,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要做到“雅”——让读者读懂作品,能够发现其精髓,不要因为语言产生障碍。

    “不过,我翻译《狼图腾》的时候,因为这部作品太精彩,以至于我没看完就直接开始翻了。简单来说,就是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保持对作品的新鲜感。”葛浩文接着说,“通常情况下,我都会先通读完一遍再来做翻译,而翻译过程中,语言之间的转换又是一个字一个词进行,那样不就是在深入了解整部作品吗?”

    改或不改错都苦恼

    对葛浩文而言,做翻译最难的不是选择动笔的节点,而是发现原作中有错误,不知道如何应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者在作品中犯错属于正常,翻译家在翻译中也会犯错,同样地,你们记者在报道中也会犯错。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做翻译的时候,每个字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单位,一旦出错,到底是纠正错误还是保留错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葛浩文对错误既理解、又无奈。

    一方面,如果保留错误,他会觉得很对不起读者,毕竟原著出错了,自己却不及时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纠正错误,他又会觉得对不起作者,毕竟做翻译的不能等同于作者。甚至,有作者会认为,译者纠错实际是在篡改作品。

    如何处理?葛浩文坦诚相告:“如果作家和我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我就会试图跟他沟通,商量好到底改还是不改。举例来说,有部作品里面有首歌曲,作家将歌词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弄倒了。发现以后,我就跟作家联系,说歌词本身不是这样的,改不改?作家很大气,就说帮我改了吧!改正过后,又犹豫了:在作品里面,作家是不是有意让主人公将歌词唱反了呢?还是作家真的犯了错?如果是前者,肯定不能改,因为颠倒了的歌词是有深意在里面的;如果是后者,就应该改掉。单就为了这段歌词,又打了第二次电话求证,到底要不要改。”

    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舞台,“很乐观”

    其实,每次翻译完一部作品,葛浩文都尽量避免不再去看。他说,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跨度很大。

    “我总希望,自己翻译完一部作品,就直接将这部作品的一切都从脑子里洗掉。尽管,这实际上不太可能,但我尽量让自己做到这点,否则,上一部作品的残留就会影响到下一部作品的翻译。”

    谈到对中美小说的看法,他强调,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在选材上有区别。欧美文学喜欢性题材,而大体上看,中国作家可能呈现得不及欧美作品那么淋漓尽致。

    其次,中国小说大多沿用传统的编年体。故事在线性发展,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哪年哪月又发生了什么,等等。“美国人的思维不只是线性思维,所以,编年体的故事就不容易引起注意。”葛浩文强调说。还有,就细 节而言,写小说难的是描绘内心活动。

    “换我来写小说,单纯写故事,发生了什么容易描述,但难的是心理细节的展现,就是一个人为什么选择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他在特定环境下,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才做出某种举动。”葛浩文补充说,“作为一个读者,最希望知道的,毫无疑问是通过作品看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了解他们的心理。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最后,中国的小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风格。总体来说,中国文学进入世界舞台,还是指日可待。

    比如说,现当代文学中也有细分,尤其在文字方面。

    “老舍、巴金那代人,受过西方教育,经历过辛亥革命、白话文运动,放弃了早先的文言文传统,学的是欧美、日本文学。因此他们的作品文字,多少都有点‘洋化’,不是纯正的中文,甚至在遣词造句方面,是用英文句式套中文。这样的文字,翻译起来反而更容易。”葛浩文的眼里闪过些许光亮,“中国当代的作品则恰恰相反,它们是用现在鲜活的语言在创作,写中国的生活、写上海的生活。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过去的作品就不好。相反地,像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恰恰是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

    而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区别则表现在文风层面。一个幅员辽阔、一个海峡小岛,从地缘学角度看,思维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文风上的差异。比如说,小岛上的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不可能像住在大地方的人那样。

    对话录 希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今年6月3日晚,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的首届“萧红文学奖”在哈尔滨颁发。其中,葛浩文的《萧红传》与季红真的《对着人类的愚昧》以及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共同获得萧红研究奖。

    文汇报:听说,1980年,您第一次来大陆,就是奔着萧军、萧红而来?

    葛浩文:对。早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就看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那也是我读的第一本中文小说。后来,博士论文也是做关于萧红、萧军的研究。

    有次,在美国报纸上看见有关萧军重在社会出现的报道,很兴奋,马上给萧军写信,但是没有他的地址,只好写“中国作家协会萧军收”。没料到,萧军竟然收到我的信,而且给我回信,心里特激动,我就马上从香港飞到北京去拜访他。

    文汇报:自此以后,您到中国哪里最多?哈尔滨么?

    葛浩文:上海来过五六次。在大陆,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是哈尔滨和上海。我喜欢上海的夜生活,很热闹;同时,也喜欢老上海的静谧。

    文汇报:你们是怎么接触到贝拉的《魔咒钢琴》这本书的?

    葛浩文:《魔咒钢琴》最初是由《狼图腾》出版人安波舜介绍给我的。刚开始没时间看,后来有机会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每个人看一部作品,尤其是好小说,受到感动的原因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对我而言,当然那个爱情故事很动人。你想想在那样的时代,跨国恋情是如何不被允许,但李梅那么执着。另外李波的身份,他追求认同犹太文化,是多么令人同情和感动。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对这一点恐怕不能够完全理解,因为中国人一般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所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但是对像李波这样的人,他们总是在两个文化之间徘徊。李波想参与介入犹太文化,表示对父亲的向往,他的母亲却不太能够理解,令人伤感。

    文汇报:您和林丽君教授一起翻译《魔咒钢琴》,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葛浩文:差不多6个月。我们合译时,都是由她负责第一稿,我负责第二稿,第三稿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商榷修辞,以期把翻译做得尽善尽美。

    文汇报:今年年初,上海电影集团决定将《魔咒钢琴》改编成同名电影,并由好莱坞顶级制片人迈克•麦德沃(Mike Medavoy)出任执行制片。年内,你们合译的《魔咒钢琴》也将出版发行。您估计,这本书在美国销量会如何?它对于中美文化,尤其是美国人了解上海、了解上海人,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葛浩文:老实说,小说市场,尤其是中译英的小说在美国的市场,是我们译者无法掌握的。只能说,贝拉的《魔咒钢琴》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有跨文化的议题,应该会有热烈的反应,尤其是在犹太人的圈子。我想有不少人会感兴趣。

    再者,贝拉只是想描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完全没有说教的心态,应该会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他们会对中国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能更欣赏上海人以及所有的中国人。我们一直说,中国人很有人情味,很乐意帮助受灾难的人,《魔咒钢琴》这部以历史事实做根底的小说就是最佳例证。

    文汇报:您接下来还会翻译哪部作品?

    葛浩文:刚译完莫言的《檀香行》;年内,应该会把王安忆的《富萍》译完,已经拖欠她好几年了。

    文汇报:现在,中国越来越需要向世界推介自己。如果让您给同行的晚生后辈提些建议,您会说什么?

    葛浩文:其实,前两年来中国,我就在类似的培训班上做过演讲。2008年,企鹅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中英文学翻译培训班,我参加了。2009年,在苏州举办第二届,我也参加了。因为,我喜欢看见有个团队在一起从事翻译工作,将中国的小说介绍到世界上去。那样,我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要知道,中国有多少有成就的作家?但能够推介出去的作品太少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从事中译英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件大好事,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