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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果:寻找人类的“村庄”——王安忆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

      (苏州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215123)

      内容提要: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现象,要么是站在城市文明的立场批评乡村,要么是站在乡土社会的立场批评城市,鲜有作家能够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以一种新的眼光考察城市和乡村的结构关系。但是王安忆却是少数超越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叙事思维的作家,她并不把乡村与城市看作是天生对立的两个世界,既不站在乡村立场批判城市,也不以城市的眼光鄙视乡村,而是带着一种人类学和美学的眼光去观察乡村,结果她找到了乡村和城市的共同点。

      关 键 词:审美 人类意识 城市 乡村

      一 生活的形式

      王安忆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阿城曾说过,王安忆的天资实在好,而且她是一个少有的由初创到成熟有迹可寻的作家。 1980年王安忆在《北京文学》第6期发表了成名作《雨,沙沙沙》。此后二十年多年,王安忆非常勤奋,创作了《69届初中生》、《小鲍庄》、《长恨歌》、《富萍》、《遍地枭雄》和《启蒙时代》等众多有份量之作,这些作品建构了一个丰富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世界。

      1970年16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到安徽农村落户,这段乡村经历成了她创作的主要资源,但与大部分返城之后知青作家不同的是,王安忆描绘乡村社会并没有充满怀旧色彩,把农村社会想象为精神家园,在王安忆的早期小说中,农村社会并不是心灵的家园,相反让人不舒服,甚至充满了恐怖气氛,而城市才意味着自由、安全和可靠,是主人公的精神归宿。小说中插队的知青总是渴望离开乡村,回到自由自在的上海。小说中的人物一旦离开上海总有一种失魂落魄,甚至末世之感,《“文革”轶事》中,告别城市成了万事了结的“最后的年代”,仿佛离开城市就是生命和历史的终结,王安忆在《插队后记》(1985年)这样记述她对农村生活与众不同的情感:

      插队的日子,如今想起来就像是上一世的事情了。当时,鉴于兄弟们的经验,为了避免日后招工招生的竞争,我没有参加任何集体户,独自个儿在一名社员家里落户了。后来,由于生活的不惯,与农民无望缩短的距离,又离开了那户农民,独自个儿开门立户了。

      即使在199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蚌埠》中,王安忆仍然流露出对于乡村社会的不屑之情,在她看来,蚌埠虽然是一个地理面积不大的县城,但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市,主人公仍然体会到了一种与乡村社会不同的都市感,因为这个小城提供了都市最基本的物质、空间和文化形式:广场、百货商店和电影馆。王安忆说:“在蚌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百货大楼里度过。在那个年代里,百货大楼是最能体现城市的性质的,它往往是城市的最中心和制高点,和它相连一起的,还有电信局,新华书店,照相馆和影剧场,这些都代表着城市的生活方式。”可见,她是多么怀恋城市生活,所以她早期的很多小说便是描写被城市抛弃的知青在乡村社会中孤独而忧伤的青春生活,尽管彼时的城市也显得落魄,但“城市”总作为一个历史标尺隐藏在文本深处,“怀念城市”始终成为她早期小说的基本主题。1993年发表的《‘文革’轶事》中有这样一段描绘:“这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到了最后的年代。上海的街道上,当当行驶着最后几班电车,马路上的铁轨有一种告别往事的神情。有许多孩子准备离开这个城市,去往边地和农村。”那一个年代的大上海竟然是那么苍凉,但回叙中的“上海”即使再贫乏、苍凉,还有电车、电影馆和百货商店,正是这些代表城市的“景物”深深地吸引着王安忆。

      不过,尽管王安忆的许多小说都流露出对于乡村生活的不满,但她已无法摆脱乡村经历,乡村经历作为一种历史记忆深嵌在王安忆的精神世界中,并帮助她建立了与众不同的城市感受。而且随着时间的流变,贫瘠的乡村在她的小说中也逐渐蜕变,对于乡村世界的恐惧感和鄙夷之情逐渐被一种温暖的感觉所替代:历史感和审美感。有意思的是,引发王安忆对乡村审美感悟的并不是离开后的“回忆”和“怀旧”,王安忆没有像许多知青作家那样离开乡村之后,转而立刻留恋起乡村社会,并借乡村来批判城市来,这样的乡村留恋多少让人感到有点矫揉造作。

      而王安忆对于中国乡村的重新认识并不开始于“返城”,而是一次异国经历。1984年底,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国际笔会”,她坦言这次异国旅行使她大开了眼界,正是这次经历使她觉得自己“从蜗居中走出,看到了世界的阔大,人的众多,对自身的位置和方位有了略为准确的估价,再不至为了一小点背欢搅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似乎博大了许多,再不把小小的自己看在眼里,而看进了普天下的众生。”跨国旅行也是一种跨文化体验,开阔了王安忆的眼界,使她开始更多地关注“他者”的文化、社会和生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地沉浸在自我经验和个人世界中。这次异国旅行的最大收获是王安忆忽然对自己早年鄙视,甚至快要遗忘的乡村世界有了一种新的领悟,乡村世界在她眼里有了一种新的意义:“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脑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个庄子,忽然突现了起来。” “怀旧”是许多离开乡村人的共同感受,当离开乡村,乡村便在距离中成为了个人的精神家园,许多作家正是在这样的怀旧情愫中,激烈地批判城市。但王安忆解释说,她怀念乡村不是出于“怀旧”,不是为了“祭奠插队的日子”,更不是为了批评城市,她已剔除了个人恩怨,对自己在农村社会的个人经历无甚悲欢,她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超越个人经验的人类文明形态: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了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自成一体的生活世界,几千年来,人类绝大部分历史都在这缓慢、曲折和委婉的社会形态中衍变,最终当我们回首凝视它的时候,它具有了审美的性质,农夫、村庄、镰刀、锄头和田野凝聚为一种美的形式。当然这是王安忆离开乡村摈弃了个人经验之后,在历史间距中获得的一种审美领悟,爱德华•布洛就主张,为了能够从审美角度欣赏对象,我们应该使自己与对象的所有实际关注保持距离,王安忆正是通过离开的方式,使自己和乡村社会保持了审美间距,她仿佛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联,带着历史和美学视野凝望乡村世界,正是站在这样的视角,她超越了对乡村的简单礼赞,理解了乡村社会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赌博、偷情和打架农村社会的这些日常现象在距离中上升为一种美的形式,她在与王雪瑛的对话中说:“农村对我作为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它给我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 在《隐居的年代》里,她意识到城市知青到达乡土世界,实际上并没有给乡村带来所谓先进的“文化”,相反破坏了乡村生活的有机统一性。

      二、我们的“村庄”

      这次异国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极大地影响了王安忆以后的都市创作,因为她同样开始带着美学和人类学的眼光看待城市,把城市看作是人类繁衍、生活和死亡的一个大村庄。中国的许多作家一提到城市,总是要来一番文明的批判,把城市看作是罪恶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作家”郑万隆、李杭育和贾平凹便是带着对城市的强烈不满,寻找乡村文明,把乡村文明当作精神家园。而这个时候,王安忆正好发表了《小鲍庄》、《大刘庄》等作品,于是她很自然地被批评家划归到“寻根作家”的行列,甚至还有人批评王安忆虽然出身于城市,但是却惦念着乡村世界,而不去描写城市,1986年《广州文艺》发表了张奥列的《文学的呼唤:现代都市意识》一文这样写道:

      都市生活未能赋予作家以灵感,而大自然却为他们开辟了广阔的艺术天地。对上海都市并非陌生的王安忆,竟一头扎进‘小鲍庄’、‘大刘庄’里寻找自己的艺术感觉。在广州已颇有名望的孔捷生,也猛然闯入‘大林莽’,去领略人类的困境,品悟人生的真谛。移居太原的北京知青郑义,更是兴冲冲地到‘远村’中开掘‘老井’。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这位批评家呼吁王安忆从乡土依恋中摆脱出来,在都市里寻找艺术感觉。但实际上前面已经说过,王安忆从没有留恋过乡村社会,她早期作品甚至充满了对乡村社会的鄙夷之态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之情,她没有像张奥列所言的那样一头扎进了“小鲍庄”和“大刘庄”中出不来。描绘城市生活一直是王安忆的目标,前面说过,即使在其最贫乏的童年时代,上海仍然是以最高尚和最繁华的街道和面目出现在她的眼睛里。 1986年,正是“寻根文学”最热的那一年,王安忆还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海上繁华梦》,叙述她对上海的独特情感,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来,在她的许多作品里,总是可以看到城市的身影,只不过,王安忆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简单地批判和认同城市文明。而1984年的那次异国旅行,既帮助王安忆重新返观“乡村世界”,同时又帮助她重新认识城市,她在城市的身上也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虽然她这时已离开乡村,置身于都市茫茫的人群和街道中,忙碌的城市生活让她感到疲倦,她甚至开始怀念混乱无序的“文革时代”,她觉得那个时代虽然失去了城市和教育,可获得了无人管理的自由。

      王安忆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很少向其他作家那样总是有意无意地贬低、批判城市(虽然这些作家从不愿意离开城市),相反她带着一种审美的眼光静静地观察城市,在沉静的观察中,她虽然身处城市,但却仍和她的城市保持了审美间距,她逐渐超越了个体经验和私人情绪,看到了繁忙、嘈杂和拥挤的城市生活现象后,具有美学意义的城市形态,街道、人群、商店和建筑都给她一种美的感受。她批判了正在流行的小说对于城市的片面认识,强调审美距离对于认识城市的重要性,“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她认为很多描写城市的小说流于俗套,就是因为小说太接近现实对象,缺少了审美距离和历史积淀,不是盲目批判城市,把城市看成罪恶之源,就是盲目夸赞城市,把城市看作是文明之光。当然王安忆强调小说创作中“审美距离”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求创作主体离开现实生活,完全沉浸到虚构和想象的世界中,而是要创作主体在现实生活本身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王安忆声称找到了现实生活的审美性质,她把这种生活形式称为“村庄”,显然这里的“村庄”既是具体符号,也是象征符号,意指着聚集人类的地方和其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村庄”不仅包含乡村,也包含城市,城市和乡村一样,都聚集着人类,及其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乡村田野里孤立的农夫和喧哗街道上拥挤的人群都有各自的生活,这些现实生活在距离和超越的视野中呈现出了美的特征。因而在王安忆看来,大上海也不过是人类史中的一个聚集着人群,有人间气息的“村庄”。早在《大刘庄》(1984年)中,王安忆就这样凝视“上海”:“上海如今是早睡的,似乎回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里”。王安忆所看到的上海也就是这样一个“村庄”,一个人类千百年来共有的历史和生活图景,而且上海的弄堂、街道也像乡村一样,生活着饮食男女,城市上空的鸽子、大街上的车辆、工厂的机器声,从一个高度观察它们都具有了缓慢、委婉和模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上海具有了一种“审美的形式”。

      王安忆的独特之处便在这里,她摆脱了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她看到了城市和乡村的共同之处——都是人类的栖息之所,无数的人类在田野里耕耘、生产和繁殖,建立了他们的世界,同样无数的人类也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生活、成长和繁衍,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城市和乡村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也不再是“虚伪”与“单纯”的冲突,而是走向了“融合”和“对话” 并最终走到一起,“衍生”出一种共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形式。

      三 日常生活:人类的审美存在

      王安忆说小说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它的审美性质,最终她找到了一个叫“村庄”的世界,我们在前面说,王安忆的“村庄”实际上既包含乡村,也包含城市,但是如何让“村庄”以审美的形式展现出来了呢?“日常生活”。王安忆在找到村庄的同时,也找到了“日常生活”,她把日常生活看成是历史、现实的主体,是所有“村庄”的基础,无论是对于一个庞大的城市而言,还是对一个微小的乡村社会而言,都离不开“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构成了“村庄”的基本形态,这种基本形态也决定了它的审美呈现,日常生活聚集着历史和现实,现象和本质,真实和谎言,大众和个人,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要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王安忆对“村庄”的审美领悟便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叙述和描绘中。

      虽然日常生活是人类最普遍的生活方式,但从社会理论角度看,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现象,是现代性的反映,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社会的形成看成是一个“祛魅化”过程,社会不断分化,原来形而上学的宗教世界瓦解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直接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人类活动被划分为高级领域和低级领域,高级领域往往和理性的“思”相关,审美、艺术和科学活动通常属于高级领域,代表着人类的精神追求,而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的行为则被看成是低级庸俗的活动,因此在现代性范畴中,日常生活与科学、道德、审美不仅分离,而且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如何摆脱日常生活的桎梏成了哲学家的重要议题,尼采、阿多诺都强调审美艺术的“拯救功能”,他们认为审美艺术活动能够把现代人从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当然,随着对现代理性认识的深入,也有人开始为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辩护,反对精英思想把艺术和日常生活对立化,雷蒙•威廉斯就站在大众的立场,把文化艺术看作是与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日常生活的纷争也此起彼伏。但总的来说,启蒙主义作家是把日常生活作为一个需要超越的批判对象,只有张爱玲、苏青等少数作家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批评超越日常生活的“乌托邦思想”,而在当代作家中,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破碎,日常生活的主题倒是被发掘出来,许多作家甚至以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来反叛乌托邦的革命和艺术活动,叶兆言、池莉和刘震云等一批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作家便以写实的名义,大肆描绘日常生活中琐碎无聊的场景。

      前面说过,王安忆在找到村庄的同时,也找到了日常生活,但是与叶兆言、池莉笔下的“日常生活”不同,王安忆虽然也以琐碎的日常生活为对象,但她却要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挖掘出“美的性质”,让日常生活以“美的形式”展现。早在1990年发表的小说《蚌埠》中,王安忆就写道:“在我们身后,蚌埠正拉开日常生活的一幕。是的,这个城市也有着日复一日的家居生活。在这城市阴郁的表面之下,竟有着温和的,整洁的,规矩的,安宁的生活。”虽然叙述者似乎并没有进入蚌埠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叙述者显然已被蚌埠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气息所陶醉。她在《长恨歌》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碎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是叫做流言的那种。

      让作者所感动的上海景象不是宏大的革命场景,却是街头巷陌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的“烟火人气”让作者感动,王安忆倾心于描绘普通的街头场景和人物活动,并给予其相应的“生命的形式”,让她们的生命缘于现实,却又超越于现实本身。《富萍》中的富萍,《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她们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琦瑶虽然是“上海名媛”,但她的迷人不是因为独具个性,与常人不同,相仿恰恰是因为她的身上具有了“类”的特征,体现了日常的图景,上海的每个弄堂里都有一个王琦瑶:

      ……三小姐则是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她们的旗料看上去都是暖心的。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

      “上海”的美感在王安忆心中也就是王琦瑶的美,充满着日常生活的美感,王安忆就要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沪上名媛”王琦瑶虽然是上海小姐,但是她似乎从来没有在百乐门里出入,最多是住在“爱丽丝公寓”,住在“爱丽丝公寓”中的王琦瑶所期待的也只是和李主任长相守的日常生活,王琦瑶虽比别人多了点传奇色彩,但她的生活也是日常趣味的,每天围绕着的是吃饭、聊天、打牌这些家常的事物上,她的生活场景并非和常人不同,甚至她连常人还不如,比常人更具有悲剧色彩。

      王安忆并非不知道日常生活充满了吵架、流言和漫骂的琐碎场景,但她与池莉不同的是,她既置身于日常生活中,却又立刻抽身离开,使自己与“日常生活”保持了审美距离,不让自己和日常生活有关联。于是,她在置身日常生活的同时又超越了日常生活,获得了一种审美领悟,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了美的形式,她认为大量的历史和审美形式就孕育和积淀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长恨歌》、《富萍》和《上种红菱 下种藕》中,她不动声色地描绘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场景,街道、马路和商店,她甚至陷入了一种“细节场景”的嗜好中,《长恨歌》的开头花了整整一节描绘上海弄堂,然而,正是在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具体入微的描绘中,美不仅具有了具体的形式,而且具有了历史感,陈思和曾指出王安忆的许多小说仿佛是一种“地方志”, 确实如此,王安忆后期小说越来越超越个人经验,她就是要为“村庄”立志,让后人从她的“地方志”中,熟悉历史上的某一个“村庄”。

      结 语:我和我们的“村庄”

      王安忆超越个人经验,带着一种审美和人类学的眼光看待城市和乡村,但这并不是说王安忆的作品不带有个人经验,相反,王安忆的作品一直有浓厚的个体情绪,而且她对于“村庄”——这个人类群居之所的认识,一直与她的个体经验相关。

      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王安忆的作品一直深怀个人忧伤,确认“自我身份”成了作者童年时代的责任。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都像王安忆的经历一样,游离于乡土和都市之间,《流水十三章》是作者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这篇小说叙述了一个名叫张达玲女孩生命历程,张达玲既不属于乡村世界,也不属于城市,当姨娘将她从乡下送回到城里父母处所之前,她的姨娘教她如何回答城里人的问话,“你要不应,要没有应上,人要说你呆,骂你是乡下人呢!”《上种红菱 下种藕》中的夏静颖也一直处于游荡状态,寄宿在别人家;《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也在几个男人之间游离,这些主人公都无法完全确定“自我身份”。《流水十三章》、《纪实与虚构》都以一种特殊手段寻找“自我的起源”,但是这种确认最终都表明是虚妄的,“自我”永远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中,因此在王安忆的许多小说中都贯穿着一种深层的孤独意识,她后期小说并没有削弱这种悲观的个人情绪,只不过她把个人经验与人类意识有机结合起来,王安忆一生的目标就是寻找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机制的结合,超越个人经验的目标终于从《小鲍庄》开始得到了实现,王安忆在回忆《小鲍庄》的创作经历说:“我的经验不再是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有了人类性质的呼吁和回应。”

      她找寻到的“村庄”,正是这样一个结合体。这个“村庄”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是现实与审美的结合,是众生和个体的结合,这个芸芸众生寓居的“村庄”,也是一个孤独个体,如同个人一样,将经历诞生、成长和死亡。

      作者:曾一果(1974年-),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曾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电视》、《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邮编215123,电话13915578142。email:zengyiguo922@sina.com。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横一路苏州大学文学院,215123

      (注:本文为2007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都市文化”课题(课题编号0751840008)和苏州大学2008年校青年后期课题“传统与变迁:新时期小说的城市想象”课题(编号BV101807)下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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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注释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71页。

      王安忆:《插队后记》,《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212页。

      王安忆:《我写〈小鲍庄〉》,《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232页。

      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王安忆:《农村:影响了我的审美方式》,《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张列奥:《文学的呼唤:现代都市意识》,《广州文艺》1986年9期。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收获》,1993年第2期。

      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马克斯•韦伯:《学术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5页。

      王安忆:《长恨歌》,《钟山》,1995年第2期。

      王安忆:《长恨歌》,《钟山》,1995年第2期。

      陈思和:《从细节出发——王安忆近年短篇小说艺术初探》,《上海文学》,2003年第7期。

      王安忆:《乌托邦诗篇》,《乌托邦诗篇》,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