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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果:接触、冲突与走向交往对话——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学中的“城乡关系”

      作者:曾一果  (苏州大学文学院与新闻学院,215021)

      内容提要 “城乡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许多研究论述这一时期“城乡关系”时往往过于简单,仅把两者看成是一种对立面。似乎在文学作品中,乡村与城市之间总是一种剧烈冲突,这样的研究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其实80年代后中国文学中“乡村”和“城市”关系非常复杂,绝非仅仅是互相对立,而存在一种复杂的“变动关系”。本文认为这一复杂的变动关系一个总体过程是由互相陌生、接触阶段、冲突阶段,再到走向交往对话阶段构成,每个阶段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都有各自的特征,深刻反映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复杂性,本文即通过几个典型个案论述这一变动过程。

      关键词: 乡村 城市 现代化 变动结构

      1979年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重新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从此开始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 ,这场社会变动是巨大而深刻的,至今仍然在延续,变迁牵涉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农村到城市,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地区和个体都卷入了这场“现代化”的运动之中,“城市化”是现代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指标,按照社会学家统计,从1978年到1993年,中国50万以上的城市就从40个增加到68个。这种趋势在1993年以后更加明显了,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36.22%,比改革之初的1982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还多,上海、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化程度甚至早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这场运动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深刻的反映,1980年(即通常所说的“新时期”)之后的绝大部分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都涉及到“城乡关系”这一主题。不过,许多研究者只将新时期之后作品中的“城乡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对立、冲突,这样的断语实际过于简单,缺少了历史视野。其实“乡村”和“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中的关系,绝非仅是相互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变动结构”,在某一历史阶段中,它们是以激烈对抗的“关系结构”形式,而到了另一阶段中,它们可能又是以“和睦共处”的面貌出现,这种变动的结构关系,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表征。本文将根据新时期不同阶段的一些作品,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的“城乡关系”结构,具体而言,本文认为这一复杂的变动关系一个总体过程是由互相陌生的初次接触阶段、互相恐惧的冲突阶段,再到理性交往的对话阶段这三个主要阶段。

      一 《哦 香雪》:文明的城市与纯朴的乡村

      总的来说,1980到1985年是文学作品中“乡村”与“城市”发生关系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封闭多年的城市和乡村重新有了交往,乡村对城市有了初步认识,城市对乡村也有了初步认识。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和铁凝的《哦 香雪》等小说都开始描述“乡村”与“城市”的初次接触的历史情景。在这类小说中,“城市”往往不太让人憎恨,是“文明的象征”,乡村往往也不让人讨厌,象征着纯朴善良,“乡村”与“城市”总的处于友好状态,但城乡矛盾虽不明显却已有所流露。

      铁凝的《哦 香雪》发表于1982年的《青年文学》第5期,后来又被多家刊物选载, 这篇小说即讲述一个乡村姑娘的“城市想象”。但小说始终没有出现直接的城市描写,城市是一个隐蔽的形象,它由开进村庄的火车作为代表。小说开头就描述了火车进入山村的情景,小说叙述者还发表了如下言论:“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因为火车进了山村,村子人看到了外面世界,想象出城市的模样,认识了城市和乡土之间在服饰、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尽管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未必是城市人,但由于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 这些美好的修辞语成了“城市”标志,显然这都是对城市的正面评价,代表文明、进步。当火车抵达乡村社会后,乡村和城市差异也就立刻显现。沉默的山庄骚动起来,姑娘们刚把晚饭做好就慌了神,而且开始打扮了,互相比赛着穿出最好的服饰,有的还涂了胭脂。为什么火车来了姑娘们都竞相打扮?作者后来道出了缘由:“火车带来了外边的一切新奇,对少女来说,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那是山外和山里空气的对流,经济的活泛,物质的流通,时装的变迁,乃至爱情的幻想……都因为这火车的停留变成可以触摸的具体。” 因此,从此叙述中便可以看出,“城市”的到来使得乡土传统的劣势已经显露,故事主人公香雪第一次见到火车,其内心世界也交织着多重情绪——好奇、自卑又深感害怕: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边,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是小说最主要的人物,这个十七岁的乡村姑娘单纯美丽,每个人只要看到她内心就升起“美好的愿望”。香雪渴望学习,但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香雪渴望学习的背后有一种抛弃乡村传统的潜在意识。香雪是村里惟一的初中生,当她在公社读书时就感到周围布满了歧视的目光,镇子上的女孩瞧不起她,公社的女孩子有漂亮的“盒子”(文具盒),但香雪没有。在香雪的意识中“宝盒”(文具盒)是一种“来自遥远大城市” 的事物,“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所以,香雪渴望学习的精神颇值得怀疑,香雪似乎并不纯洁,她渴望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摆脱“乡村身份”,她为自己的乡村身份感到自卑。虽然通篇小说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实在的城市形象,只是通过物(火车)和人(北京话)来想象一种模糊的城市生活方式,但就是这样模糊的“城市想象”已让古老的乡村传统屈服。不过作者还是无限深情地将“单纯”、“质朴”送给了香雪,也就是送给了乡村,并在一些叙事场景里批评火车上“城市人”的傲慢。小说的双重视角无处不在:一方面描写香雪渴望学习,努力摆脱乡村身份,另一方面又竭力赞美她的善良和单纯。香雪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城市,很难想象如果香雪完全生活在大城市里,她身上那种淳朴善良的品性能否保存。铁凝在随后发表的《我愿意发现她们》的“创作谈”中也承认,“现代化”与“传统化”的碰撞是小说的基本主题,作家虽然对香雪身上那种从乡土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淳朴善良赞赏不已,但也预言性地感到乡村在“新生活”面前将遇到一种更加严峻的问题。 但总的来说,在作品的叙述中“城市”也还不怎么让人厌恶,所以在小说中,还是从正面描述乡村姑娘对“城市“的渴望。

      而同时期的另外一部作品,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比《哦 香雪》发表还要早,小说发表在1980年《人民文学》第2期, 发表后反响甚大,有人将其与鲁迅的经典讽喻小说《阿Q正传》相提并论,认为它“真切地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内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精神状态,即正基本温饱得以保证的情况下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但此论述其实并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本意,高晓声谈过小说的“创作经过”:

      实际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把各种生活面放在一起,可以发现很多原先想不到的题材。《陈奂生上城》的产生,就是由于我自己住了每天租金五至六元的招待所,触发了一个念头:农民绝对住不起,如果一个农民进了这样的招待所又将如何?让一个农民表演一番,一定很有意思。为了使陈奂生住招待所合乎情理,就安排了陈奂生进城做生意、想买顶帽子、车站发病、巧遇县委书记等等情节,以弥补漏洞。

      高晓声解释了他的创作初衷正是因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所以他要用自己的创作重新建构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他决定让农民陈奂生到城市舞台上“表演一番”,通过他的活动来了解“城乡关系”。陈奂生的身份是农民,有固定户籍和职业,到城里只是卖油绳。小说叙述者还预先告诉读者一种历史情境:由于改革开放,农民生活有了巨大改观,并且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很好,“富裕”之后的陈奂生可以随便占有城市,所以农民进城做买卖被描述为一种的闲庭信步的随意“漫游”:

      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像变得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小说开头虽描述了陈奂生经济富裕后精神的自在状态,却又向读者透露一个信息:陈奂生在乡村社会地位不高,整个村庄对待陈奂生就像未庄人对待阿Q,陈奂生的社会处境甚至比阿Q还差,阿Q至少是未庄的活跃分子,但陈奂生不同,村里人看他“就像等于没有这个人”。正是在乡村社会中的受歧视地位,所以陈奂生似乎显得更喜欢城市,城市不但给他提供了“随便”可以赚到钱的场所,而且真正使他的精神处于了一种黑格式的自由状态。城市变成了轻松自在的“隐喻”,陈奂生在城市里得到了自由,他可以在百货商店任意逗留半天时光,他似乎不愿意回到等级森严的乡村传统中去。

      但好景并不长,随后故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陈奂生的城市经历其实并不轻松,他对城市生活简直一无所知,他在街道和商店的“漫游”也似乎并不“悠闲”,正是闲逛显示了他对“城市世界”的陌生,而在第一节中叙述者告诉读者农民可以在城市里“随便”赚到钱的情况也不属实,陈奂生的油绳不好卖。叙述者将油绳不好卖归咎于陈奂生的“闲逛”,被百货公司丰富的商品所陶醉,为什么百货商店的商品会让农民陈奂生如此陶醉呢?

      而且城市不但由商店和街道以及陈奂生这样的游客组成,还有权力机构,城市看来也不是那么自由,它像村庄一样等级森严、阶层分明,只是陈奂生还没有机会体验全部的城市生活,设想如果陈奂生是在城市里的某个单位工作,他同样会像在村庄一样受到歧视,他在宾馆里遭遇歧视就已显示了城市冷酷的一面。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虽然幸运的陈奂生在城市里生病,并得到县委书记吴楚的关心。但通过疾病才得到关心无意中指出如果陈奂生不得病他不会得到书记的“关心”。吴书记带陈奂生去看病,还安排他住进了招待所。作者本意是要树立一个亲民的书记形象,但从故事中,我们发现这个亲民县官根本没意识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花费五元钱住宾馆是难以承受的经济活动。小说的全部讽喻性和戏剧性在于故事结尾之处,回到村庄后,陈奂生的一系列“城市遭遇”,竟然变成了他炫耀的“精神资本”,在炫耀中,陈奂生也忘记了花费五块钱的心痛,陈奂生的心理变化折射了复杂的中国现实——政治权力结构决定一切。

      仔细阅读文本,可以看到小说的内在悲剧性,小说叙述者本来是按照“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思维去想象城乡关系,但无意中却暴露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城市与乡村在无形中变成了一种对立结构。总之,这篇小说通过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构想了一个城市,农民开始在城市里漫游,这个城市是一个活动空间,更是一种文化结构,作者把它想象成了拥有物质和权力的地方,农民富裕的神话在物质商品丰富的城市面前迅速破灭。

      而在路遥的《人生》(1981年)中,“传统”和“现代”之间已开始发生直接冲突。《人生》描写的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高加林跟农村姑娘刘巧珍以及城市姑娘黄亚萍三角恋爱的故事,小说的特点是将传统的三角恋爱模式根置于城市与乡村冲突的背景中,并对乡村和城市这两极社会形态作一种“道德评价”。乡村知识青年高加林被城市“诱惑”,最初选择了投入城市的怀抱,但最终这个乡村的叛逆者又回到了乡村,乡村成了他最后的精神归宿。但城市为什么会诱惑高加林呢?这点似乎不用再说,小说多次通过主人公高加林的视角展示了不同于乡村的“城市”,比如有一次高加林进城卖馍并“观望”城市:

      当他走到大马河与县河交汇的地方,县城的全貌已经出现在视野之内了。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半山坡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出了它的诱人魅力。他没有走过更大的城市,县城在他的眼里就是大城市,就是别一番天地。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亲切的;从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在这里度过。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馆……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高加林的观望正是建立在“城乡对照”的基础上,城市有高楼、电影院、浴池,而这一切农村都没有,这是“城市”吸引高加林的原因,小说结尾却描绘高加林回到了乡村世界,乡村被作者塑造成了精神家园,但是高加林以后的生活道路会怎么样呢?

      总而言之,1980-1985年期间涌现了大量描写乡村和城市初次接触的作品,城市被作家想象成具有丰富物质文明的“场域”;而乡村尽管被想象得很愚昧,却依然充满了朴素和善良,城市和乡村均以单纯的面貌出现。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初次接触,似乎也并无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 中所说的互相戒备的防御意识。但创作主体已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作家意识到了城市会改变乡村心灵。正如在德莱塞的《珍妮姑娘》中,珍妮最终回到了恬淡宁静的世界中,但她再也回不到元初的生命状态。同样《人生》中虽然描写了高加林最终向乡村世界道歉,但其乡村心灵已经被玷污,整个乡村社会已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铁凝早就意识到在城乡之间看似简单的结构关系中潜伏着危机,危机是由于乡村和城市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造成,城市在思想、文化和权力结构上都占据着优势,它必将威胁到乡村传统的稳定性,乡村不可能在不失去传统结构的前提下和现代城市亲密接触。

      二 《高老庄》:焦虑的城市与骚动的乡村

      铁凝的《哦 香雪》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实际都初步展现了乡村与城市由互相陌生,到初次接触时的历史场景,这一次初次会面,因为互相还不太了解,而总体上显得友善和好,互相之间虽有些不适应,但也并不互相讨厌,而这也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绝大部分文学作品反映城乡关系时的基本特征。但到80年代中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乡村和城市之间互相渗透的加深,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生,土地不再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手段,乡村中永恒而稳固的传统关系开始发生动摇,很多乡村生活显得比城市更加具有动荡性,土生土长的作家也对乡村传统流露出了强烈的批判情绪,乡村传统既是作家批判城市的标尺也是其反省对象,作家对城市和乡村都不再下一些简单的评价,叙事主体的思维和价值立场变得混乱游移。

      贾平凹的《高老庄》于1998年《收获》杂志上连载(4、5期),《高老庄》发表之前,贾平凹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长篇小说《废都》(1993年), 《废都》在人物、情节和主题上效仿《金瓶梅》,描写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淫乱故事。主人公庄之蝶的名字缘于《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这个名字便暗寓主体性的混乱,从“后记”中可以看出小说表现的是对城市生活的不满,“要在这本书要写这个城了,这个城里却已没有了供我写这本书的一张桌子。” 小说的结尾描写庄之蝶离开了声色犬马的城市,但小说并没告诉读者庄之蝶将到哪里去呢,到乡村去吗?

      尽管《废都》表达了贾平凹对城市生活的极度不满,但是作者对乡土传统却也很不自信。在《高老庄》中,贾平凹塑造了另一个知识分子“子路”。“子路”的名字也大有来头,儒家创始人孔子有个弟子便叫子路,但笔者认为这里子路和“指路”谐音,寓意深远。《高老庄》中子路似乎想给乡村社会“指明一条理想道路”,但子路有没有做到这点呢?《废都》的结尾是知识分子庄之蝶离开城市,而《高老庄》的结尾是“知识分子”的子路离开乡村回到城市。在《高老庄》“后记”中,作者有了这样一段话,“今年我将出版我的文集,一共是十四卷,没有包括过去的《废都》和现在完成的《高老庄》。” 没有将这两本书包括进去恰巧反映了两部小说内在关联性,《高老庄》仿佛是《废都》的某种“对照”和“延续”。

      子路在城市中的生活不像庄之蝶那么悲惨,他带着鲜嫩的城市妻子西夏离开城市回到故乡高老庄是省亲,整篇小说没有直接的城市形象,但“城市”形象已由子路的城里妻子西夏代言。子路虽然也在“西夏”面前炫耀过高老庄深厚的宗族制度和仁义思想,但那些制度都记载在历史典籍中,现实的高老庄却让子路非常不满意,现实的“高老庄”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早已丧失了香雪时代的“道德传统”,变得比城市还要功利,乡村的道德变化使子路的内心世界焦虑不安,子路在还乡之前,他已用“城市”的文明习惯规训前妻菊娃,小说道出了子路和菊娃离婚的原因是子路不习惯菊娃的乡村举止和衣着服饰,这显然是以“城市”的文明习惯规训“乡村”,设想如果子路完全生活在乡村世界,他怎会不习惯菊娃的举止和穿着,所以“城乡关系”规定了子路和菊娃的婚姻关系,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子路与菊娃的会面场景:

      菊娃衣着朴素,脸面却明显地修饰了,但脸面如何收拾却无法遮掩眼下的青黑,这是子路最不愿意见到的。当他在省城开始研究古汉语的时候,菊娃那几年老害病,手脚浮肿,眼圈发青,他三天两头地写信要她好好治病,……,当他们有了孩子,孩子又是残疾,他们的矛盾似乎更尖锐了,在她抱了孩子去省城或他回到高老庄,相聚的短短日子里,常常因一张桌子的摆置,一件衣服的颜色,甚或吃饭的姿势,两人就斗怄生气。菊娃认为是子路在开始嫌弃她了,子路的一片好意不被理解,便沉默寡言,麻醉于酒中。

      这个场景耐人寻味,隐含着性别和身份不平等,菊娃仿佛是在接受子路的召见,子路见菊娃就象古代的皇帝见臣民,苏红充当了使臣,菊娃始终被子路以城市视野居高临下地审视,叙述者完全是站在城市视角描绘婚姻变故,对菊娃充满了责备意味,指责菊娃被抛弃是她不接受子路“好意”,“好意”的背后显然是现代城市生活意图同化乡村生活,子路早已被城市同化,他已离不开城市生活,他在城市里总是道貌岸然,喜欢穿西装,结领带,头梳得光光的,皮鞋也擦得亮,为人文质彬彬,“简直比城市人还城市化”,他不仅和农村妻子菊娃离婚,娶上了高大的城市女性西夏,更有意味地是,当他带着西夏回到高老庄时,尽管他身上还残留着高老庄的一些生活习惯,他回高老庄也是想为家乡做点贡献,为其发展出谋划策。但实际上,子路已从内心深处不能接受动荡的乡村世界。奇怪的是城市人西夏到了高老庄后反而迅速融入到了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西夏本不打算生孩子但到高老庄后却想生孩子,西夏一到高老庄便参与到解决蔡老黑和木版厂的纠纷活动中。她的变化最终连子路都不满了,子路对西夏说:“我看你再在高老庄呆些日子,和那些婆娘没区别了!”

      所以,小说的结尾颇出人意料,子路提前回城市而西夏留了下来。整篇小说就是通过子路的视角表示了对乡村生活的困惑和焦虑,子路无法给乡村指明道路只能逃回城市。作家庄之蝶由于忍受不了都市生活中的绯闻最终逃离了城市,而大学教授子路却忍受不了动荡不安的乡村,逃离了高老庄回到城市,这不能不说具有反讽和寓言意味。

      《高老庄》想象了城市与乡村之间激烈的对抗场景。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和《哦 香雪》以及《陈奂生上城》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哦 香雪》和《陈奂生上城》中,叙事者始终和对象之间保持着“历史距离”,因此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呈现出单纯沉静的一面,创作主体很平静地叙述“城乡关系”。但在《高老庄》中,叙事主体和对象间的距离消失了,主体思维在城市与乡村激烈的冲突中变得混乱焦虑。创作主体不再平静地叙述“城乡关系”, 他们对城市与乡村都不再做简单地勾勒和评判,创作主体甚至不知道要叙述什么,贾平凹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张扬我的意象。” 同时期的莫言和张炜的小说也都显示了这个特征,张炜看起来是对乡土传统最执着的作家,他在《古船》、《九月寓言》和《柏慧》中拼命赞美乡村社会,贬低现代城市。他宣称:“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但他却又说:“刚刚接近故地的那种熟悉和亲近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深深的陌生感。” 对于乡村和城市同时不信任的主体性的焦虑,正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中乡村与城市激烈冲突的历史情境。

      三 《上种红菱 下种藕》:农民的终结与城市的生活

      文学作品中的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和城市关系为基础,但当很多地方乡村变得不再是乡村时,文学作品中的乡村与城市关系也将发生一次深刻的结构性转变。周晓虹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一书记载了1996年以后江南某镇“乡村身份”的结构型转变。

      到1996年为止,全镇已有乡镇企业一百多家,商业网点四百多个,在这些工商企业工作的职工近万人。也就是说在周庄一万二千余农村劳动力中,80%以上已经从农业转入工商业。

      周晓虹说20世纪90年代,江浙农民的安土重迁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的职业取向、交往方式甚至政治意识等方面都开始出现了种种变动的迹象。农民的身份是以土地为主,但当农民不再以土地为生存手段时,农民身份也就值得怀疑,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乡村与城市的冲突、矛盾也就无从谈起,其实在英美文学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冲突是17、18世纪文学中的主题,而19世纪之后,这一冲突已不是文学的主题,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这些国家,农村社会已经消失。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斯•韦伯就说,“在英国,农村社会已经消失了,也许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梦想中。” 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指出,法国的农民终结了。农村社会的消失是因为农民不存在了,而农民不存在当然和城市化有关。周晓虹认为与城市的接触程度是促使农民生活发生变动决定性的因素,城市将各种新奇的事物带到乡村促使了乡村的更迭和变化。因此,在很多作品里,我们看到无论是采取鄙夷态度还是称赞口吻,城市事物到达乡村社会总会引起乡村的骚动,但当新奇事物完全融入到乡村后,一切将复归平静,走向一种理性认识。而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越来越多的乡村在生活方式变得和城市相同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就不再是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是一种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

      王安忆的《上种红菱 下种藕》(《十月》2002年第1期) 记述了这样一种“城乡关系结构”,成熟的城市生活方式日益渗透到江南的乡村社会中,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已无本质差别。《上种红菱 下种藕》的作者也没有了《高老庄》的作者贾平凹那样的“主体性焦虑”,故事叙说显得很“客观、沉静”,叙述者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观察者。这种沉静实际反映了乡土和城市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城市化生活已取代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小说讲述了一位叫夏静颖的小女孩成天在城镇间“游荡”的故事,所有世界都是通过这个幼小年龄的游荡者的视角去观察,读者通过她的视角可以看到一个丰富的世界,看到一个具有城市模样的江南乡镇,这个乡镇和大都会的生活方式没有很大区别,夏静颖的父母还带她住宾馆吃西餐,很难想象这种乡村生活场景在《哦,香雪》中出现,譬如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叫柯桥的镇子:

      往昔的船只换成了车水马龙,最多的是中巴,挂着‘绍兴’、‘杭州’、‘萧山’、‘温州’的牌子,沿途喊着拉客。住宅楼,商场,酒店,一幢一幢矗着,悬着巨幅广告牌。柯桥的老街快给新街挤没了,剩下那么掐头去尾的一截,几领桥,供绍兴、杭州的旅行团来观光。所以,街上就又多了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传统的乡村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乡村的生活和城市已没有什么差别,而这种情况在其他作家作品中也有体察,这种现象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普遍模态。不过,尽管在《上种红菱 下种藕》中乡村传统中的城市想象形态渐已发生质变,但只要乡村世界没有完全消失,乡村与城市之间变动性的结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消失,而从目前的社会现实看,城市与乡村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结构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将存在。

      结 语

      本文将新时期文学中“城乡关系”总体上分为由互相陌生的初次接触阶段、互相恐惧的冲突阶段,再到理性交往的对话阶段等三个阶段。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三种关系的划分是总体而言,具体作品会有各自特征,但总体而言,在城市和乡村初始接触中,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历史间距,创作主体对城乡都怀有单纯的认知和情感。而到了第二阶段,城乡关系就变得复杂得多,创作主体对城市和乡村的情绪也复杂起来,创作主体通常带着一种内在的焦虑去表现城乡关系。但当城市和乡村完全接触后,创作主体对城乡的认识又会发生变化,恢复到和平宁静的状态中,但这时乡土传统不再占有主体地位,甚至可能消失。

      作者:曾一果(1974年-),文学博士,副教授,现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曾经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邮编:215021 电话:1391557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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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注释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3页。

      洪大用:《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与消费多元化》,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编:《传媒与生活》,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铁凝:《哦 香雪》1983年被《小说选刊》转载。

      铁凝:《哦 香雪》,《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

      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铁凝自述》,《小说评论》,2004年第1期。

      铁凝:《哦 香雪》,《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

      铁凝:《哦 香雪》,《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

      铁凝:《我愿意发现她们》,《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

      《陈奂生上城》1980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震亚:《一个农民和一个时代——重读〈陈奂生上城〉及其他》,《中学语文教学》,2002年第1期。

      高晓声:《创作思想随谈》,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在这个“随谈”前,高晓声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发表了《且说陈奂生》,那里并没有提到城乡问题)。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路遥:《人生》,陈泽顺选编,《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法国]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

      贾平凹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废都》,小说中主人公是邱老康,居住在土城西街。《人民文学》1991年第10期。也描写人物面对新的社会的内在困惑和焦虑。

      《齐物论》,《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贾平凹:《废都•后记》,《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02页。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收获》,1998年第5期(《高老庄》1998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贾平凹:《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收获》,1998年第5期。

      张炜:《融入野地》,《上海文学》,1993年1期。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12月版,第27页。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卜永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1页。

      1996年王安忆在浙江绍兴的华舍镇住过一阵子,《上种红菱 下种藕》就以此为背景,《上种红菱》单行本2002年由南海图书出版。

      王安忆:《上种红菱 下种藕》,《十月》,2002年第1期,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