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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

      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

      王 斑 著

      中文版前言

      这部书1997年出版,至今已十年了。起始是博士论文,也就是我在大学研究院里读书时的作业或操练。后来,工作以后利用教课、杂务和研究的间隙,加上了三个章节,修改充实论文,成书出版。这是美国大学每个教书匠,为保住饭碗都必须做的,因此在当时的前言中我也没对此抱奢望。我说,此书不过在图书馆中无数荡灰尘的书堆里多加一册,半年之内不要在跳蚤市场当废纸贱卖,就属万幸。旧俗给小孩起名,起得越像阿猫阿狗,小孩越是好养活。虽然此书的书名十分飞扬,但那前言却平实,颇有平头百姓希望小孩好养活的潜意识。有趣的是,出版社的编辑,接到这低调的前言后,竟在办公室里让其他编辑们传看,大家都十分怪异,这看来是好兆头。书出版后的遭遇,比起好养活要好得多。不少学者费心写了中肯的书评,有些教授,还用它当教材。感到欣慰的是,这不仅在文学系,还用于历史、政治等学科。这部译稿,使此书在中文世界又有养活的空间。苏州大学季进教授主编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收编了此书。孟祥春教授翻译,杜争鸣教授审稿,文笔流利优雅,使此书更有生机。在此表示感谢。

      书的主旨是描述美学、美感体验与政治文化的纠葛,这纠葛有历史,有来头。美感体验不仅仅为政治服务,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为宣传,其实现代政治本色就形之于美感体验、喜怒哀乐。比如,“自由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拉选票,鼓动选民,都要靠景观、美感、象征、口号,都要动用美学机器,操控媒体和声势浩大党徒集会,甚至炸弹和流血,也是为了选举的“力的美学”。政治攻势,不在诉之以理,更在动之以情。关键不在王国维所说的“可信”,而在于政治领袖让选民感到其表演形象、举止言谈的“可爱”。你可爱,但政策不可信,甚至说谎,不要紧,选民仍会倾心轻信,投你一票。这种以美感代政治的现象,在美国天天都见得到。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思考、美感经验,是政治动员的一部分,甚至是大众政治、万众一心的本质,而不是像往常我们想的那样,仅是达到政治目标借用的手段。美学与政治的纠葛,在历史上看,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是在艰难困苦、内忧外患中想象、建立一个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消极的方面常发生在维护、巩固政党国家的既定权利和官僚体制。美学和政治的纠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更多地集中在崇高、壮美的讨论和实践中。

      此书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但此书并不想超越历史,对崇高美学和政治作道德评价。我觉得,道德评价应让位于历史阐释,在深潜进入历史中的曲折和迂回之后,作出初步、试探的判断。所以,我希望读者把此书当作有历史分析的学术书。然而,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现在人心涣散,理想空虚,民主参与冷落,公民政治瘫痪。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肉身的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反崇高的政治,即以身体对抗压抑权威,完全被更大、更“崇高”的经济发展、疯狂消费的全球政治俘虏了。因此,多一点理想主义的浪漫崇高,没有什么不好。

      王斑

      2006年夏

      新泽西

      英文版前言

      拉尔夫•爱默生说过,书的起因很崇高。外物世界初遇作者,刚才不过无生机的事实,转瞬即成敏捷思维,文采斐然。然而这种说法却日益不实。虽然作者依然认为他们的书来历不凡,乃预示未来壮举的胚胎,良好的开端却不足以避免卑微的结局。伟大的著作总是在图书馆幽僻的角落,接尘纳垢。它们随后见诸旧物销售摊,二手书店和跳蚤市场,最后打浆再用,重造新书。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名声显赫,甚至当代某些学人,其半年前刚出版的理论,也大名鼎鼎,可其著作,在二手书店,也沦落得一元一册。见此光景,我心不禁为之消沉:拙作或也难免在故纸堆里又加一册而已。

      该书起因甚是平庸:它萌芽于幻灭与尴尬。我长于文化革命时期,感受到了“超越自我”的重压,后文革时期既是启蒙时代,又是幻灭时代。我日渐怀疑中国政治文化对我和我那一代人要求专横,因此感到厌恶不满。 这种情感色彩影响了我对英雄主义、超越、浮夸、史诗和雄壮的理解。于我,它们已经凝结成一种可称为“崇高”的文化方式和美学话语。对这种浮夸的姿态,我感到不针之砭之而不快,同时,我也想把它作为思想、学术追求,深挖下去。

      我的尴尬源于一部电影,名叫《春苗》。《春苗》拍摄于文革期间,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宣传而已。它描述了政治阵线大张旗鼓、令人作呕的权力、路线斗争。可我却被它大而空的情节感动得落泪。我想,在接触《春苗》或者其他类似的宣传时,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与我应当感同身受吧。回首当时,哭笑不得;现在看来,又愚蠢至极,可当时的情形却大相径庭。我想通过分析政治文化的诱惑和陷阱去阐释、理解《春苗》之体验,从而开始本书的酝酿;进而研究中国文化中美学与政治的纠结。而正是这种纠结使得全民“愚蠢”成为可能。

      1992至93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尝试把我看《春苗》的体验当作研究之基础。在李欧梵教授组织的研讨会上我作了两次陈述,与会者给我了很多建议,让我受益良多。他们形成了一个批评小组团体,有批评家和学者,其中包括陈建华、孟悦,史书美,明凤英,许子东,汪晖等等,人员众多,无法一一提及。 他们不断地给我以启发和激励,每每想起,我便心存感激。我感谢依阿华州立大学茂林•罗伯森教授(Maureen Robertson )和阿兰•尼格尔教授(Alan Nagel),是他们引领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教授和加尔文•贝迪恩(Calvin Bedient)教授,是他们使我接触西方的美学传统;感谢苏源熙教授( Haun Saussy )教授,他的评论与建议慧眼独具,使该书更加完善;感谢李欧梵教授,他帮我深潜历史语境,整合中西文化之异同;该书付梓之前,他还给了我两次正式的机会,让我在哈佛大学的会议上阐述我的作品;感谢纽约州立石溪大学的同行珊迪•帕特瑞(Sandy Petrey),他一直给我鼓励与建议;感谢本书的审校者王德威(David Wong)教授的评说与建议;还要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约翰•泽默(John Ziemer,与他共事我感到幸运无比。

      给大家写感谢辞,让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当我获奖或者取得什么成就的时候,我必须当众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不得不把我的成功归于除我之外的每个人:党、领导、地方党组织或共青团、指导老师、集体和同学。当时,任何不依靠集体智慧的个人主义的苗头都是罪过,应当在接下来的自我批评会上揭露和批判。 由此,让我惊讶、百思不解的是,个人主义的美国作家---包括现在的我,也同样例行公事式地感谢他人,总是说他们的创造似乎是群体之结晶。我并不想忘恩负义,但无论如何,该书能见天日,主要在于自己之辛劳。我抓住授课与研讨会之间的一点闲暇,外加一个暑假,完成了该书。本书所有之瑕疵,责任在我一人。

      第一章的部分早期内容已发表在《学人》(1994):551-71;第二章关于本雅明和黑格尔的论述篇幅增长,已发表在Prosthesis 创刊号上(1992夏):89-105; 第五、七两章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自成体系,发表在《比较文学》47卷第4期(1995秋):330-53;第七章的“接受拷问的本真”已发表在《淡江评论》(英文)21卷第2期(1990冬):149-65。

      王斑

      (《历史的崇高形象》已列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