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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概述——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研究•导论

      感谢作者特别提供

      作者简介:徐敏,1974年生,江苏涟水人,文艺学博士,现为晓庄学院教师。  

      中国小说史的现代书写传统,从鲁迅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算起,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如果从海外夏志清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算起,也有四十余年的历程。但是,有关“小说史”或“现代小说史”这一特定书写活动的本质和意义,或者对相关成果的探讨,却还是晚近的事情。

      除了小说史家在“前言”“概论”部分,简略地讨论到“小说史”的任务及体例之外,以专著形式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尚未多见。陈平原的小说史理论著作因而颇值重视。陈平原兼有小说史家及小说史理论家的身份,在撰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小说史著作的同时,陆续有《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等力作问世,其中对文学史眼光、小说史意识、小说史体例、进化的观念、雅俗对峙、理论兴趣与整体意识等均进行了深入探究。由于陈平原多年来躬身撰史,又具备相当的理论素质,他的小说史理论常有独到见解,逗人深思。

      由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200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小说史编”部分也可视为近年小说史学的突出成果。该书对中国小说史书写的历史流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就二十世纪小说史研究与著述概况、小说史的主要类型及发展演变、小说史研究方法演进与嬗变等方面的问题加以独特的综合。由于该书编写阵容强大,且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工作,在占有资料、综合评述方面均值称道。但由于是“史学史”,侧重于历史进程的梳理,而在史学原理方面着意不多。编者言,在“史学史”之后将继续攻关“史学原理”,“作为文学史本体方法论的探讨,着眼于理论原则的概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这方面的成果问世。

      虽然目前单纯以小说史写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不多,但是,由于小说史从属于文学史研究,后者的研究无疑将启发和开拓前者的研究思路和视阈。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和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就是其中两部非常出色的对文学史的书写进行省思的著作,代表了目前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前沿水平。

      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以上一世纪以来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为检视对象,追寻了百年来“文学史”理论在中国的行踪、历程,在各章节中细致地讨论了文学史与历史、教育、意识形态、文学的关系。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对二十世纪大陆和香港学者撰述的文学史业绩进行了考察,纳入视野者有林传甲、胡适、林庚、柳存仁、司马长风、叶辉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该书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讨论了大陆学者很少论及的香港学者的文学史写作,更在于将以上的研究置于学术史的视阈,重点考察其发生发展史。另一启人深思之处是对香港文学如何“写进”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进行了切实深入的思考,这是目前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在小说史研究方面这也是一个有待探究的话题。此书立论平情周至、注释尤见详明,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

      从研究现状来看,由文学史理论的深入探讨必将带来“文学史学”这门新的学科的建立,而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小说史的书写及理论探讨也必将由散点的、局部的观照走向综合系统的考察。本论题“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的继续探讨有所助益。

      探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首先围绕以下三个关键词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概况做一梳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小说“现代性”的观念。

      1,中国现代“小说”史

      (1)为什么要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传统,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算起,已有四十余年。对于这些小说史研究者,特别是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者而言,“中国现代小说史”何以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如“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成为学术界多年来有兴趣追问的话题, “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署名权也并非毫无异议,我们看到至少出现有三种“第一”的写作,它们分别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赵遐秋、曾庆瑞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的小说史是“第一部外国人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此,国内学者尚无疑义;但何为第一部“自己人”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果我们不以“出版时间”的先后进行判断,而以构思、写作的时间为依据的话,似乎还难以下出定论:因为这两部分别出版于1984年1月和1984年3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都认为自己的小说史是此领域的“开山”之作。孙昌熙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记中说:

      读毕这部长达40万字的书稿,第一个感觉就是:自从鲁迅先生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史,开创了中国小说史这门学科之后,又过了60年不平常的岁月,才有了这部不成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而赵遐秋夫妇在“尝试着撰写”的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 时,也曾谦和地表白:

      (这部书)要是还能称得上是一部学术著作的话,它也就算是一块引玉之砖。

      其实,在此辨析到底谁是“第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的意识。这表明至少在撰写者的心中,“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块空白的研究领域,他们的写作即是“开山”。他们可以独立成说,创造自己的学术领地。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另一个显见的事实,小说史的写作,从来都是在“文学史”的写作之后。正如鲁迅提到的中国之小说史“先见于中国文学史中”,中国现代小说史亦先见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自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提倡新小说以来,二十世纪我们目睹了小说的兴起、成长、繁荣,从文学的“边缘”到占据“中心”的过程。二十世纪的文学,是小说的世纪。书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某种意义上也是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意识,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者的心目中是很自觉的。 既然本世纪是小说的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可以“影响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 ,那么,以“小说”为写作主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无疑也会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提供正面或侧面的参照,给予后者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无论是“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是后来者的“接着说”,“反着说”,或者干脆另起灶炉的“重写”,都或多或少受这种“传承”以及因传承而带来的“焦虑”的影响,从而力求显示自家小说史的特色。

      为什么要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呢?先看国内两位学者的陈述:

      自然,前不久,也有人写过《现代中国小说史》,但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学术界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五四以来的小说史料经过研究,写出来的自己的小说史,这是第一部。(田仲济)

      我们设想,一方面,作为专业用书,它可以应急,可以先在学校里把这门课程开设出来,以便先行满足中文系及其他系科一些学生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要是还能称得上是一部学术著作的话,它也就算是一块引玉之砖。(赵遐秋、曾庆瑞)

      与国内大多数文学史写作出于教学需要不同的是,五十年代身居海外的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其缘由颇堪追踪。作为一个留学美国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才是正当出路”, 夏志清没有,而是留在美国任起了教职;不仅如此,他更由一位西洋文学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起了中国文学,写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无论如何有些出人意料。对于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夏志清回忆,其研究的契机原是受顾于饶大卫编写《中国手册》而接触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史竟然没有一本像样的书,令这一个中国人“非常诧异”,从而有了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 事实上,我们看到,夏志清的参考书目上至少有这么些“前之来者”:张毕来《新文学史纲》,朱光潜《中国现代文学》,傅东华《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下),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中国新文学史研究》(1951),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等。 但这些著作何以竟不能称为“像样的书”?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结论”中,谈到海内外的研究者的局限: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使一般人几乎毫不批判地接受了大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对于那些代表了大陆的文学成就的创作或批评作品,近年来港、台的批评家所能做的只是贬抑谴责而已。他们急于批评大陆一向的宣传,却忽略了应该寻找一个更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系统。

      大陆政权易手前数年,有几位身在中国的欧洲天主教教育家,面对中国新文学的叛逆性与无神论调,极感不安,猛然加以攻击。然而由于狭窄的道德观念和语言能力之不足,这一群教育家表现得极其轻率幼稚。除了少数天主教作家外,他们把所有当代的文学作品,评斥为魔鬼之作。

      一部文学史,如果要写得有价值,得有其独到之处,不能因政治或宗教的立场而有任何偏差。时下的大陆文学史家,却不能这样做。……对大陆文学史家来说,文学价值的优劣,是与作家本身政治的正统性成正比。

      出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觉与对现有现代文学史的不满,夏志清积数年之力完成了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而且,在他的整个治学生涯中,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成为其主要事业。夏志清着意于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希望另立一有意义的“文学批评标准”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的“真传统”,对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去政治化”倾向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小说史书写的领域,国内另一些学者则在摆脱政教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外,更留意于“小说史”的书写与“文学史”的区别,他们的思考与实践实质性地推进了小说史书写的发展与成熟。

      (2)“小说史”书写与“文学史”之不同

      早期的小说史与文学史书写之区别并不明显,小说史家对此也未见自觉。似乎只要以“小说”为书写对象,理所当然成为“小说史”;以全部文学为研究对象,就是“文学史”。如此,两者便只有研究对象的广狭之别。这就造成了以下现象:文学史的小说章节分拆出来即可凑成小说史,小说史亦可拼进文学史成一章节。如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抽出一章来就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合进《中国文学八论》,又俨然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 。

      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著者,从哪个角度来写,如何写,作者当然不免要费些思量。与夏志清原想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最终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同的是, 田仲济、孙昌熙等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写,恰好在刚刚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编写者们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小说史”写作的特殊问题。田仲济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说到,本书写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分期,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什么角度来写“小说史”:“以小说作者的风格流派来分呢?以作者所属的社团或出现的先后来分呢?还是以创造的人物形象来分呢?”商讨的结果,是采取了最后的方式。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这短暂的三十年,是变化剧烈的三十年,就人民群众说是从昏睡到觉醒的三十年。”而“‘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小说,主要的是要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是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因此,以人物为叙述脉络便顺理成章了。

      从政治斗争、经济生活如何影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描述概括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这种写法,较为清楚地显示出小说发展与时代发展的密切联系,从小说史的侧面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可是,正如作者自己也意识到的,这样的写法难免带来一些问题:一是小说史可能成为人物系列论的汇编,不容易立体地反映出现代小说丰富的层次和各个不同的方面。二是容易产生把作品割裂的毛病。作品里一般会写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而有的人物形象则可能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身份,如果按人物形象分类,势必要将一个作品分散到几章里面讲,人为制造出麻烦。

      有感于从人物形象角度考察小说史以及按照历史顺序“作家作品集”式的小说史写作可能的不足与弊端,严家炎提出,应从流派思潮的角度来研究小说史。他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他的观点:正如植物学家不能只重视研究单株树木,他们更重视考察各种自然形成的植物群落,从它们的分布、演化中找寻各类植物发展、变迁的规律。文学上也有自然形成的植物群落,那就是创作流派和思潮。研究小说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发现和总结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时期内横的分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

      在1991年由南京大学几位老师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中,作者也特别留意于小说史的研究角度及写法:鉴于解放以后“板块结构法”(即文学运动加作家作品)修史风之兴盛不衰,我们试图采用“综合勾勒”法。对于社会思潮、文学运动,只作简单交待;对于作家作品,不作简单排列与堆砌,而着重文学现象的史的综合勾勒。我们的追求在于,从题材主题、艺术倾向、表现手段等侧面分阶段进行综合描述,以揭示出中国现代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风貌。

      明确提出小说史作为“体裁史”加以讨论并付诸写作实践的,是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讨论纪要中,陈平原特别强调小说史作为“体裁史”,其写作应该不同于文学史论述小说部分的集合。“从整个文学思潮演变的角度来谈小说,与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谈小说,是两回事”,后者才是小说史研究的本色当行。 与此观点可以形成对照的是陈思和的“文学史”思考。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强调:这本书“打破了以体裁划分章节的传统做法,突出文学史意识,力求将不同体裁的创作归入同一思潮中去介绍”,“课程设计不考虑体裁形式的发展情况,也不求对某种体裁形式的全面把握”。 二陈的思考,相互补充发明,显示了“体裁史”和“文学史”的区别。体裁史正是要突出那文学史不太考虑的“文学体裁形式的发展情况”,并力求对此体裁形式的“全面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谈小说,并不意味着把小说从其它文类中孤立出来,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来看待。陈平原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个核心的论点是,中国现代小说来自于对传统文学创造性的转化。谈到传统文学对现代小说的影响,人们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就是考虑古典小说的渊源。陈平原却另辟蹊径,大胆提出“对于叙事模式的转变来说,中国古典小说并没有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古典文学中的“史传”和“诗骚”传统却与中国现代小说之间有“叔侄继承”的关系。他同时发现传统文体中的诸种“次文类”,如笑话、逸闻、游记、日记、书信等在本世纪初叶的中国小说中的全面渗透。《中国散文小说史》这一书名深有意味地显示了陈平原对体裁史的撰写体例的全面思考。对于何以将“散文”与“小说”放在一起“论史”,作者提出,中国散文和小说这两大文类具有潜在的亲缘关系。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 这一观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表扬。

      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领域新近的成果是杨联芬的《中国现代小说导论》。这部最“新”的小说史,在写法上却出人意料地“保守”,没有将写作重点放在“小说史”的绵密线索上,而是采用了最易为人批评的“作家作品集”式的写法,作者的这种并无创新之意“学术选择”以及前言中欲辨还休的语气,都引起了笔者特别的关注。强调“继承”,往往让人注意到其“创新”。杨联芬的小说史研究,在作为“体裁史”的意义上,做出了哪些探索?在第三章中,将对此详述。

      八十年代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关注点,从“人物形象”、“流派思潮”、“题材主题、艺术倾向与表现形态”,到小说艺术形式,一方面显示作者各自的学术兴趣取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时期学术思潮的变迁。

      2, 小说“史”的意识

      夏志清以“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为目标写作小说史,常常招致缺乏“历史性”的批评。1963年,捷克学者普实克撰写长文,批评夏志清对中国文学在现代的革命时期的状况的研究,未能把他研究的文学现象“正确地同当时的历史客观相联系,未能将这些现象同在其之前发生的事件相联系或最终同世界文学相联系”,“同样地缺乏对新派作家与不同的欧洲作家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而是“满足于运用批评家的作法,而且是一种极为主观的作法” 。2002年,洪子诚评论这场争论的时候,指出两人的争端在于,“在文学史研究中,是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在‘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还是将现象从具体情境中抽取出来,以我们信奉的准则加以评判”。 同样是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缺乏历史性,陈平原的着眼点与普实克、洪子诚均有不同,他认为以“作家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虽然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较深入,但难以回答小说体裁演进的动力和方向。 简要地说,普实克、洪子诚理解的“历史性”倾向于“空间化的历史场域”,而陈平原注重的则是文学结构纵轴上的“历时性”。

      其实,站在夏志清的立场,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评审”,未尝不寄予了另一种文学史观念。身居海外的夏志清,希望另立一有意义的文学批评系统,以世界文学(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为参照,检视中国新文学的得失,为中国现代文学树立一“人的文学”传统,以昭示一个流离异地的文化人对家国文化的关怀。他的文学批评,因之不可简单视作对“优美与杰作”的美学诉求,小说评审的背后,是建立“真传统” 的努力。用夏志清自己的话说,它“记录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如何大无畏地自加检讨,以求重申人道,重建荣誉” 。

      国内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编者,视文学为时代精神最有力的表征,他们从中国现代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人物形象中读出中国人民从彷徨、觉醒到反抗,最终获得解放的革命历程,因此,以人物形象编排的“小说史”,也成了“中国革命史”的一个见证。今天的人们可能觉得将文学史视为“思想史”、“革命史”的分支,是极为落伍的观念。但是,无论这部小说史实际上存在着多少缺陷和不足,它在文学史书写中蕴含的国家民族解放的精神诉求依然值得我们珍视;同时,从“文学是人学”的前提出发,以“人物形象”为线索书写小说史,既是对80年代之前的过分注重“阶级斗争”的文学史写作的反拨,也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了这一书写方式的理论空间,在“小说”的人物长廊里,随着“新人”的不断加入,“小说史”无疑也不断增添着新的命题。

      田仲济先生尝试从小说中“读出”历史,与今天把小说“读入”历史的学术取向,颇有距离。 陈平原与杨联芬的小说史研究,都力求将“小说”置入“历史”中,读出现代小说“现代化”的行程。但陈平原更注重“小说史”线索的绵密勾勒,将小说的历史发展演变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来探讨,他的研究,体现出将“小说史学”学科化、体系化的努力。杨联芬,则更注重将文学的审美性作“历史化”的解读,由此,她一方面着意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纵横交错的比较,一方面尽量“回放”彼时的历史场景,触摸历史的窗口与人物的心灵。她的小说史写作,体现了在“非文学的世纪”里“文学”与“历史”两者的书写张力。

      俄国学者维谢洛夫斯基曾略带调侃口吻地说到:文学史就像是国际法称之为“无主之物”的地带,文化学家和美学家,博学之士和社会思想研究者都可以进去涉猎一番。 确实,由于“文学史”这个复合词的“文学”与“历史”两部分里都“埋藏着激烈争论的导火线”,人们至今难以在“何谓文学史”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仅以本文讨论的几位小说史家而言,在对文学“历史性”的内涵理解上,各有不同。但也正得益于这种“多元化”的解读,在新时期我们才收获了如此众多、并各有理论特色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3,小说的“现代性”内涵如何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继“无产阶级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研究标准先后确立和退场之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成为80年代至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阈。“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可以视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极左政治模式的一个重大策略。1987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钱理群说:“从这几年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来看,最早是拨乱反正,提出不要用‘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要用‘反帝反封建’作为标准来研究现代文学。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但这还只是用比较宽泛一点的政治标准代替原先过于褊狭的政治标准。后来严家炎老师在一篇文章里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鲁迅手里开始的,他用了‘现代化’这样一个标准,打开了思路。”

      书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自然要对“现代”一词多加留意:何谓“现代”?何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更具体地追问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又体现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展开了不同路向的思考。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唯西方“现代”精神马首是瞻,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总体成就多有苛责,对于夏志清的这一文学批评标准,王德威评说道:“夏选择小说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他相信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丰富、最细致的面向。但反讽的是,他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成就,难以超越同期西方作品所树立的标杆。” 其实,夏对以西方现代文学的标准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得失,已有所觉察。在撰写本书17年后,他反省道:我曾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但现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

      但夏志清以西方“现代性”为典范的取向,无疑获得了80年代中国语境内的知识分子更多的认同。在八十年代一直倡导文学及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王瑶先生,在回顾二十世纪学术的总体趋向及此后的研究计划时,对文学、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有着典范的表述: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

      “西方”的、“外来”的,相当程度上也代表着“现代”。最早提出“文学现代化”的严家炎先生,也明确提出,所谓世界化,就是现代化。在《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中,钱理群诸人提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中蕴含着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一个纵向的大背景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我们论证那关键性的“断裂”时,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而没有断裂,也就不成其为背景;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简而言之,文学“现代化”,就是由古代文学“突变”,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

      王瑶等人将“现代化”引入文学及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西方文学研究的治学精神,以求颠覆长期以来把文学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理念。在这一语境中,我们看到,“现代化”有三个关键点:其一,这是“西方化”的现代,强调与世界文学的“对接”;其二,在文学“现代性”中,更着意于文学精神层面的现代意识;最后,在与传统的关系上,着眼其“断裂”。

      师承王瑶,并参与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陈平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中声称:本书试图在叙事模式的转变这一层面把握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论题转成中国小说模式的转换,但研究者的目光仍然盯住中国小说现代化这一诱人的课题。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化”一词在陈平原的小说史研究中渐渐淡化,在正文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并没有如其所言,放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框架中来描述论证。这一悖论,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夏中义认为这一行动“委实蕴含着陈平原对学术与思想关系的郑重反思”,即强调学术的本体性,反对以论带史。 其实,仅就学术层面讲,我们仍然可以追究出“现代化”观念在其小说史研究中淡化的另一些原因。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陈平原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自序”:“本书的写作一开始主要考察西方小说的启迪,可慢慢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以至成了全书的另一个论述中心。” 考察“西方小说的启迪”,与王瑶等人的现代化论述颇为吻合,但在与传统的关系上,陈平原强调的并不是那关键时刻的“断裂”,更是“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说,后者是全书的精彩之处,也正是陈平原小说史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如果说本书的“导言”蕴含着作者的自我期待的话,那么,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事先设计好的即使是非常精彩的理论框架,也不一定能够在研究中得到真正的落实,因为“精彩的结论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逼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 何况,从叙述模式的形式角度讲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与王瑶从精神层面理解“现代化”,似乎并非那么默契。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琢磨“导言”中关于“现代化”的提问,就别有意味:考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这自然是一个十分诱人的题目,可也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首先,什么叫“小说现代化”?再次,“小说现代化”是个历史概念还是个价值尺度?“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很多人在使用它,可至今没有人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实际上本书也不准备给它下定义,仍然希望保持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与开放性。 从保持概念的“模糊、开放”到暂时的“搁置”,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化”思考的中止,事实上,近年来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的焦点仍在其“现代化进程”,如果说这一次的使用更多着眼“社会整体发展的意义上” ,那么,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更名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是否意味着作者对此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

      在陈平原之后,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进行系统研究与思考的,当以杨联芬的《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为代表。选择这两位学者为“代表”,不回避出于研究策略的考虑。八十年代的文学现代化思考中,夏志清 和陈平原分别代表着两种方向。前者以西方为资源,着重西方文学现代性中的反叛精神层面;而陈平原则从形式层面入手,强调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两人的学术取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8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分途。而国内学者杨联芬与海外汉学家王德威的“文学现代性”研究,则代表了新的学术背景下对文学史不同的“重读”与“重写”。简单地说,杨联芬选择“现代性”为视点考察晚清以来的文学,是为了寻找一个“触摸历史”,进入历史的入口,以此反省五四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理解的单一和片面,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现代文学史认识与叙述的不完整。 王德威同样对以五四现代性为坐标的文学史叙述感到不满,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历史”理论背景中,他以“弱势思想”为其理论支点,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 他二人的文学现代性研究,一人落“实”于历史之境,一人勾玄于小说之“虚”境中,展开了不同路向的思考。在第三章中,本文将就此话题详细论述。

      4,方法、思路与个案选择

      在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问题时,论文采取的是以“个案”带“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本文试图通过具有典型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的个案的描述与分析,来呈现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图景,从而较好地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间达到某种平衡。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是二十世纪学术思潮变动最为迅捷的时期之一。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以自身的“书写”,见证了这一历史的变迁。从这一角度着眼,小说史书写的许多问题,在学术史的背景上可以获得意义与解释,它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但是,如果过分倚重于“历史同一性”的思路,则容易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问题变成学术史变迁的例证,忽略了具体境遇中的研究者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一方面将个案落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提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史书写问题;另一方面又时时警惕在将问题逻辑化的过程中,省略了每位书写者个人独特性,包括他们呈现问题的特有方式,及其学术思维形成的内在逻辑。

      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若从第一部算起到现在,约有四十余年的历史 。这四十余年中,出现了不下十余部有影响的著作。论文选择哪些“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对象呢?经过再三考虑,本文确定以夏志清、陈平原、杨联芬的小说史书写作为重点检视对象。容下文略陈缘由。

      从夏志清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来看,一般而言不能忽视他的“新批评”指向与“文学性”诉求,国内对夏志清的解读与接受多是从这一纬度出发,如此,可以较为顺畅地解释夏志清的文学史书写对国内“重写文学史”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不存任何先见地、系统阅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会发现他的小说批评观并不仅止于新批评派所倾心的文字意象的赏析与品评,夏志清秉持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系统”,当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源头找寻。但无论是夏志清本人,还是80年代的中国语境,都更愿意着眼其“新批评”的理论背景,强调其以“文学性”反抗“政治话语”的文化意义,普遍认同夏志清的文学史写作对“左翼文学史叙事线索”的颠覆。由于对夏志清进行了这样的意义诠释与限定,我们对夏志清的小说史尚有许多认识的空白,对其运用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小说解读中出现的理论缝隙、矛盾以及由此呈现的理论空间尚未有细致梳理与深入讨论。同时,借助夏志清——特别是对夏的接受中出现的“误解”与“误读”——这一个案,我们也可对80年代的文学研究价值取向作一冷静回顾。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接促成了国内“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但同样是“重写”,研究者亦各有其学术敏感点与文化价值取向。无论是80年代的以“去政治化”的姿态强调文学史书写的“纯文学”意义,还是近年提出的“再政治化”,以求重申文学史书写的现实政治意义,我们都不难从中读出作为一种文化承担的“文学史书写”,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开拓新的学术空间上所做的努力(包括一些策略性的文化选择)以及其间的种种艰辛挣扎。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境中,陈平原之所以进入研究的视野,并上升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原因有二:其一,他在中国小说史实践方面贡献甚多,其研究思维与方法,别树一格,堪值陈说;其二,从他的史学理论与实践中,可以追寻出其学术特点形成的内在脉络。即由强调“政学分途”,学者身份的自觉,到以专家为拟想作者的小说史中“反省的”、“自律的”、具有明显问题意识的述学文体的形成,可以清晰地见出他在“众声喧哗”的学术浪潮中对自身角色的冷静定位,对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建立,所做的实质性推进工作。

      杨联芬,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颇有建树的年轻一代学者。她的论文《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2003年获全国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一等奖。一般而言,年轻的学人自述,更愿意强调对前人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但杨联芬在《中国现代小说导论》中却坦陈沿用了老一辈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体例。如今看来,夏之《小说史》中的“新批评”早已不新了,它的书写体例、文学史研究格局,也由于遭受各个方面的批评,渐渐褪去了80年代加之于上的耀眼光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杨联芬的小说史书写的意义就更引人深思。在对“作家作品集”这种老形式的沿用中,在“文学”与“历史”的张力中,杨联芬如何体现自己的学术探求与研究风格?论文将夏志清与杨联芬的两种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了对读,期望在“最先”与“最近”的两部小说史的比较中,在小说史书写史的纵轴上理解体会同一种书写体例的内在书写张力,并对两者的意义做出中肯的评价。

      当然,讨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仅以三位书写者作为研究对象,显然会对其他的研究者有所遗漏,造成叙述的片面甚至视野的狭隘。为尽可能的弥补研究中可能的偏颇,论文在概述部分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史进行了纵向的论述,力求展现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的整体图景;在个案研究中,除了时时关注夏志清、陈平原、杨联芬三位研究者内在形成的批评与呼应,更注意引入可以形成对话与参照的“他者”,比如曹聚仁之于夏志清,伊恩•瓦特之于陈平原,王德威之于杨联芬,以及何永康、洪子诚、陈思和等人的文学史实践引发的相关思考。

      此外,可作补充的是,本文选择的三种“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书写性质上,恰好对应了陈平原对三种小说史的区分。陈平原认为,一般文学史可分为“专家的文学史”、“教科书的文学史”、“普及型的文学史”三类,我们重点讨论的三部小说史著恰好分属这三种类型,夏志清是为“非专家的一般读者”而写作 ,杨联芬则为大学教学而写作,陈平原则为“专家”写作。

      以上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各个时段具有代表性的史著,从“第一部”到目今为止的“最新”一部,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史与研究史。这是论文论题的内在线索。探讨这一写作系列的意义在于:他们的写作,在产生他们的时代,既有其“时代的印记”,又带有研究者个人的性情与特征。他们在部分地、相对地解决那个时代特有的问题之时,本身又衍生出了新的,为后来者所接续的新问题。小说史的撰写,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问题意识串联起来的链条,他们并不以终结一些问题以己任。同样,我的研究,也并非为了“终结”问题,而是在厘清的基础上,延续、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史写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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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由外国人草创,学界对此没有异议。但谁是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作者,说法有很多。郑振铎认为英国人翟理斯1901年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近年有学者认为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在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才是世界最早。何者为中国人写作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一般认定为1904年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但戴燕指出,在同一时期,黄人也开始编写另一部篇幅更大的《中国文学史》,这一南一北两种教材,被她视为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参阅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46页和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1-2页。这情形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非常相似。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题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

      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原计划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但“后来决定专写小说史,实在觉得新文学小说部门成就最高,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见《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赵遐秋、曾庆瑞夫妇也说:“如果我们说,对小说发展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这话恐怕不算过分。”见《中国现代小说史》题记。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题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参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蓝海即田仲济,有意味的是,1984年,田仲济在国内出版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443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参阅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4页。

      夏志清自言,原计划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但后来决定专写小说史,实在觉得新文学小说部门成就最高,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见中译本序,第7页。《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参阅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1979年我们四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完毕后,有几位同志提出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倡议,出版社认为很有这个需要,几位同志兴趣也很大,于是就商量怎样动手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参阅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叶子铭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后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见《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0页。对于这一观点,参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严家炎先生未必同意。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严先生指出:“考察五四以后小说是否现代化,应该综合起来看,也就是从小说内容到小说形式,从创作方法到创作技巧,全面地衡量,而不是光看小说的叙述角度之类形式或技巧问题。”见本书18页。对小说现代化,及如何撰写小说史观念的不同,也许可以部分解释这套计划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途搁浅的缘由。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铃木阳一:“本书在讨论传统的叙事方法时,不仅仅以小说为对象,这也是值得学习的手法。我们应铭记,无视历史与诗中的叙事,是不能充分论证传统的叙事的。” [日]铃木阳一,《评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2号,1998年10月。

      韩国学者吴淳邦:陈平原谈论传统文学对现代小说的作用,强调的是“小说”以外的以诗文为正统的传统文学的全体的影响,这是在其他的小说史研究里没有出现过的崭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韩国]吴淳邦,“中国小说史的新的研究业绩——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7号,1991年9月。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1页。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3页。

      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2-1273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参阅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2页。

      夏中义、刘锋杰:《从王瑶到王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第2页。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第2页。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1页。

      夏中义,刘锋杰:《从王瑶到王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准确地说,夏志清的小说史撰写于1950年代的美国,但从对大陆学术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角度来说,还是80年代。我们从当时许多学者的讨论包括王晓明、陈思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钱理群等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都不难发现这种“影响的踪迹”。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6页。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于1950年代的美国。但从对国内发生影响的角度看,其实发生在1980年代以后。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写史,也只有二十余年。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